作者: 郑子轩

　　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部分取决于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挑战

　　“如何应对日益逼近的老龄化挑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稳定和繁荣的发达国家。”在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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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如此表述。

　　人口年龄结构突转

　　在本次研讨会上，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CSI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姆雷称，他们做出上述判断决非危言耸听。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将老年定义为60岁以上。按照这个标准，2004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但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占到总人口的28%，它将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的人口总和。

　　哈姆雷说：“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转型。

　　记者从中国老龄人协会获得的一份相关资料也显示，2000年至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7%左右上升至超过12%，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类型，彻底完成了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坦陈，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的杜鹏教授说，人口老龄化的另一层含义是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据称，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哈姆雷解释，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变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婴儿出生率甚至已经降到了1.0；而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70岁，“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低收入国家之一”。

　　老龄化的现实难题

　　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也意味着，老年负担将加大对中国政府预算和家庭养老体系的压力。香港大学周永新教授认为，目前，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靠他们的子女来养老，但是，中国现代化的演进又导致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因而，家庭这种非官方的养老网络所承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哈姆雷认为，一方面，中国的老龄人口在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中国为此而做出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所覆盖的城乡比例并不尽如人意，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其中，农村该项制度的覆盖率仅为11%。

　　据记者从中国老龄人协会和劳动保障部获得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目前65岁的老人中，有64%与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这一比例在农村显得更高；而在老年妇女中，65岁至79岁的有67%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相比之下，80岁以上的则有80%与自己的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

　　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从乡下涌到城市，农村老人因此经常无人照护；在城市，由于一对年轻夫妇必须面对抚养一个小孩和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其与老人之间的感情难免越来越淡漠。

　　“迅速膨胀的老龄群体，亟待有一个完善的老年人保障网络。”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在发言时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养老体系建设路径

　　《银发中国》建议，要完善累积养老保险体系，个人养老账户的资金应该由政府委托独立的专业中间机构进行管理。

　　在本次研讨会上，当与会者把思考转向中国养老体系建设这一问题时，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了前往参会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高西庆。对此，高西庆表示，中国的养老体系目前已经开始向新的现收现付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转型，中国正在认真处理这些问题。

　　对此，哈姆雷建议，中国应建立起统一的老年人贫困保障平台，并配合以基金累积制养老金系统。他说，基金累积制养老金拥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帮助正在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维持充足的存款率和良好的投资与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它能让劳动者分享经济改革成功的果实，并且拓宽和拓深中国的资本市场。

　　报告强调：“基金积累制养老金是中国发展与老龄化挑战正面遭遇的交汇点。”保德信金融亚洲有限公司总裁傅格信表示，全球老龄化对于养老金改革的发展，及个人如何为退休后的生活建立稳定的财务保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影响对中国则更为巨大。

　　“老龄化大潮并不会削减中国财富积累的势头，前提条件是中国今天能够选择正确的政策。如果不能成功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国未来面对的将是严峻的经济前景。如果成功了，中国将前途无量。”哈姆雷进而展望，“最重要的是，这将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发生根本转变，从巨大的非熟练劳动力集散地变成充满活力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值的经济源地。全世界都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