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表示要在医疗行业内整顿不正之风，其中医生收取患者及家属红包问题是整顿重点。副部长称，今后医生凡是收取红包、拿回扣的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此消息一经媒体传播，社会反响强烈。
据了解，卫生部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群众对医院医务人员中存在的药品回扣、开单提成、收受红包、乱收费、滥检查以及医疗事故频发等问题的反映强烈,重新明确行业
纪律和规定，目的是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态度。
然而静下心来，细想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红包问题似乎在各行业都曾有所发生,只是在大部分行业,由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红包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医疗卫生行业收取红包的事才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众矢之。
实际上，卫生部门发布医生禁收红包的规定也已不止两三回，但医生收受乃至索取红包的事不仅没有禁绝之兆，红包的“重量”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多。从改革初期的几十元上百元，到几千元上万元。
红包重量见涨的确让百姓担忧。但分析一下原因，客观地说，医生收取红包是医疗体制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结果———谁都需要得到最好的医生救治，医疗资源就那么多；谁都需要为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可当开刀动手术得到的报酬还不及农贸市场里给售出鲤鱼刮鳞开膛报酬多时，红包则是惟一体现医生价值的东西。在卫生部宣布在行业内纠风之后，某大医院的一位获取了博士学位的医生告诉笔者，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钱，他认为点钱远远不能体现他的价值。“我读了21年的书，这样的收入还不如外面一个摆地摊的多。当然，这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但当有病人主动送红包时，我是心安理得地收下的。因为我认为那应该是我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据说这名医生从不向患者索取红包，对给与不给红包的病人也都认真负责的给予医治，因为他说那是他们“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
据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的年薪高的在四五十万元，北京一类重点大学教授的年薪也在一二十万元。他们是国家的一流人才，他们应该得到这个收入。但同样是国家一流人才，从事着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医生，有的甚至在国际医学界都赫赫有名，年收入却只有几万元。至于挂着副教授的头衔，在名医院手术台上主刀的医生，一站就七八个小时，可下了手术台只能得到一盒医院送的免费盒饭。一位医院领导对笔者说，当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时，接纳由社会给予的补偿，即使有违纪律和规定，也就难以避免了。
我家没有人员从医，三亲六故也没有，我自己也曾给医生送过红包（其中有收的，也有没收的），但我对医务人员的敬重，仍有如对教师一样的敬重。
现在是高考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问一下参加高考的学生，愿意从医者甚少，原因其实就一个：辛苦，不挣钱。医学本科毕业五年，除了医学之外，所有专业的本科生均是四年；医科专业录取分数普遍较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录取分数甚至高过北大、清华；而要想成为一家大医院的医生，没有接受过6到8年的专业培养，根本是妄想。市场经济下，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要求所有医生像“天使”般服务，既不现实，也违情理，且对行业发展、医疗体制改革不会有积极意义。
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敬职敬业的，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将自己信奉的职业道德准则展示在我们面前———记得去年此时，SARS肆虐，医护人员抛家别子，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社会各界曾无不为之动容。
当然，笔者也是不主张医生收受红包的，毕竟境界高的人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要说的是，医生收受红包的现象成因复杂，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卫生部的一个禁令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