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危机管理”危机

　　城区化工企业的搬迁困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雨晨／重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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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是残忍的月份,城市里,毒物嚣张。

　　这8起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在一周时间里,惊动了中央和全国。

　　为什么繁荣的城市竟如此脆弱?

　　事故发生后,传统的动员和救灾体系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重庆,政府甚至动用了坦克来轰毁泄漏毒气的化工厂设施。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坦克无法轰掉的。

　　重庆天原化工的噩梦开始于4月15日19时。

　　距重庆开县井喷溢出毒气,造成243人死亡,仅仅过了100来天。

　　据新华社报道,重庆市政府在开县井喷6天后,曾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暨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市长王鸿举要求认真吸取事故惨痛教训,做到安全生产隐患天天查、警钟日日敲。

　　在天原化工事故发生后,据新华社报道,市长王鸿举再次郑重申明:“绝不能让血的教训重演!”重庆市决定自20日起,对市内危险化学品企业和重大危险源拉网检查,彻底消除事故隐患。

　　实际上,现代城市中的这些“定时炸弹”,却不是一道命令能全部拆除的。

　　就在天原化工的设施被坦克轰毁的同时,就在重庆,一些与天原一样的化工企业,仍然在排放毒物,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

　　重庆民丰农化集团就是一个典型。

　　民丰农化排放的不是氯气,而是六价铬。六价铬是铬元素的变体,为剧毒的致癌物质。

　　如果身体持续暴露在六价铬下,会发生肾功能衰竭、心率衰竭、头疼、留鼻血、肝衰竭、骨骼或其他器官衰竭,极易爆发癌症。六价铬还会进入DNA遗传给下一代。

　　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著名环保影片《永不妥协》来源于一个真实故事。它说的是美国加州P.G.E公司使用六价铬作为防锈剂,工业废水毒害周围百姓,最后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偿。

　　就在中国,就在重庆主城区里,民丰农化集团(股票代码000950)的化工厂制造了一模一样的六价铬污染,而且后果更严重。

　　而这样的污染源,是不可能在一声爆炸中消失的。

　　嘉陵江边的“定时炸弹”

　　“含六价铬的水被他们排放到这个池塘里。现在这个池塘是被掩盖着的,工作做得很草率,只要往下挖一英寸深,就可以看到地下就是绿色的泥浆。池塘的水底都要做防渗漏的措施,但是他们省略了这一步。结果是什么呢?14年来这些六价铬污染了地下水。”──《永不妥协》

　　民丰农化集团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北部嘉陵江边的井口工业区。它的铬渣是敞放的,堆成了没有任何遮蔽的一座小山。

　　正在修建中的渝怀(重庆-怀化)铁路嘉陵江大桥从渣场边经过,站在桥面上俯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上端呈直径数十米平面,底部深不可测,黑、绿、黄等数色斑斓的渣山,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恐惧和难受。

　　黑色,是为了遮盖和做部分还原处理而撒的铁屑;绿色,是已经被铁屑和空气自然还原而成的三价铬;黄色,就是剧毒的六价铬的标准颜色。

　　第一眼看到这座渣山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还以为这是固化的化粪池。作为向导引路的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绿联会”)志愿者吴志凌冷笑道:“要是化粪池倒好了,至少还有臭味,至少不会这么毒。我们管它叫‘五彩池’。”

　　绿联会会长吴登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它简直是嘉陵江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根据民丰农化集团提供的数据,这个渣场共有老渣8.6万吨,含铬固体废物3万吨,另有4万余吨渣掩埋在厂区底下。

　　吴志凌警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六价铬裸露置放在空气中,粉尘样毒气会四处飘散。吴志凌每次到民丰农化调查之后,脸上都要爆出红色的斑点大潮,然后身体不舒服好几天。果然,当天晚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脸上也出现了同样症状。

　　化工厂依山傍水而建,沿着渣场向下走,就进入了民丰农化的厂区。记者可以清楚看到厂区内的地面、墙壁和金属高炉上都有各种绿色和黄色的痕迹,这是多年铬污染造成的。

　　农民李正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在厂里干了7年半,没有医保。我们的鼻子都有问题,但是厂里只发过一些肥皂、口罩之类的劳保用品。”

　　据当地居民介绍,从1998年以来这个渣场一直保持现状。截至今年1月民丰农化老厂停产之前,这些年制造的新渣到哪里去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按照民丰农化的解释,近年来新产生的渣都被“回收利用”了,因为可以用作建筑材料,甚至还曾经出现过铬渣供不应求的情况。

　　“重庆市的癌症高发区”

　　“六价铬的法定允许最高水中含量是0.5毫克/升,而你查到的是每立方米58毫克/升,这很有可能就是詹森一家致癌的原因。”──《永不妥协》

　　关于六价铬的法定安全标准是全球通用的,绿联会在民丰农化附近采样得到的两份水样,经分析含铬741毫克/升和320.9毫克/升,分别超标1482倍和641倍。

　　2003年8月,国内媒体曾经曝光民丰农化用暗沟向嘉陵江排放污水,报道中有两份水样分别超标1315倍和1537倍。还有报道称,重庆市环保局掌握的民丰农化排污口水样中含铬最高记录是超标3000多倍。

　　“当时暗沟附近一直有几个民工守着装作钓鱼,其实是在污水出口的地方上下搅和,一看到有人来就跑回去报告。”重庆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王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地居民说,这段水里还有鱼,不过因为六价铬具有强腐蚀作用,鱼被钓起来后一煮,骨头和鱼肉就分离了。这是重金属中毒的典型表现。

　　民丰农化的地理位置,恰好是重庆市的水上命脉──排污口以下10公里处是沙坪坝中渡口水厂,8.8公里处是沙坪坝高家花园水厂,4.5公里处是梁沱水厂,供应周围数十万人口的生活饮水。离排污口更近的,是下游2公里处红雪饮料厂的取水口,1公里处是红光制药厂的取水口。

　　绿联会另有一份粉尘样本采自记者脚下的嘉陵江铁路大桥,含铬量高达8.89%,这意味着此地区的空气粉尘中接近10%都是六价铬。

　　地质大队卫生所所长秦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单位的职工,三分之一以上患有支气管炎、鼻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这两年癌症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最多的是肝癌和肺癌。一般的生活群体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川东南地质大队曾做过不完全统计,这个大队只有四五百人常住此地,但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有34人死于癌症,或已患恶性肿瘤。

　　井口镇某官员曾对绿联会会长吴登明说,当地是重庆市癌症高发区,居民普遍肝大,征兵体检往往不合格。

　　未通车的嘉陵江铁路大桥现在是江两岸居民过江的通道。仅两年时间,桥梁施工用的缆索吊机塔架因为锈蚀严重,连螺栓都无法卸下,只能使用切割机将螺栓切割。

　　据专家介绍,六价铬具有强氧化性,因此敞放的铬渣就会极其快速地引发锈蚀。

　　渣场周围不远处就是民宅。临近的井口镇二塘村坪上社(社相当于村民组)社长唐伟良反映,目前最困扰这个社的问题是饮水。因为表层地下水已经被六价铬污染殆尽。有的居民要打井至数百米处取深层地下水。

　　民丰农化曾经租用地质仪表厂的旧仓库安置含铬物品,一次大雨之后,地质仪表厂厂区的雨水中渗出了绿色溶液,周围居民养的鸭子喝了以后马上倒地身亡。

　　在民丰农化的化工厂周围,有重庆地质仪器厂、重庆磨床厂、重庆油泵油嘴厂、川东南地质大队、渝州大学等单位数万人居住。其中一些单位已在设法搬迁。

　　但是民丰农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的黎小华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重庆比较潮湿,也没有什么风,雨水比较丰富,所以铬渣含水率达到40%,所以不会有扬尘。”

　　黎小华还说,他们厂没有造成什么地下水污染,因为附近一家矿泉水厂已经生产多年。

　　《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该矿泉水厂内部的检测报告显示,自2001年民丰农化新厂投产之后,水中六价铬就一度超标。而早在2001年3月,矿泉水厂的地表雨水的六价铬含量已经达到8.5毫克/升,与大桥上的粉尘样的超标状态一致。

　　赔偿,漫漫无期

　　“P.G.E一案是美国直接诉讼历史上赔偿金额最高的一案。634人参与诉讼,共获赔3.33亿美元。其中,你们──詹森一家──获赔500万美元。”──《永不妥协》

　　迄今为止,民丰农化给化工厂附近居民的累计赔偿是人民币1万元,由坪上社500位农民自行分配。

　　“他们说企业现在也很困难,效益不好,所以才给了这么点。”唐伟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1万元的赔偿与重庆地质仪器厂等4个地方企业无关。这是因为民丰农化排放毒气,导致坪上社农民的水稻在扬花期受损而颗粒无收支付的。

　　至于六价铬污染造成的伤害及其赔偿,目前尚未排上议事日程。

　　去年5月,地质仪器厂等4个单位和坪上社组织了联合签名,总人数已经逾千。他们正在准备以个人健康受损为由对民丰农化进行索赔。目前各种疾病状况正在调查之中。

　　地质仪器厂的呼吁书由该厂的前重庆市人大代表赵雪茹起草。《呼吁书》说:“多年以来,我们厂癌症病人呈上升趋势,年龄呈年轻化。我们强烈呼吁:停止有毒生产,停止排污,并向其提出个人健康索赔!”

　　历史之债谁来偿还

　　问责制的实施,使得一些重大事故的当事人,不管是官员还是企业负责人,均需引咎辞职。

　　然而,谁是造成民丰农化污染的责任人呢?

　　其实,作为国有企业,民丰农化从1957年开始在嘉陵江边生产铬盐,对当地的污染已经持续了46年。

　　中国人开始讲求环保,仅是最近的事情。不要说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也还没有这样的意识。

　　媒体曾经报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人用图画来描画中国的美好未来,那便是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烟囱喷吐漫天黑烟。

　　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工业化国策和观念,作为国有企业的民丰的债务,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遗留。这,便是污染持续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作为上市公司,民丰农化是市场利益的追逐者,治污成本过大,是它不愿意承受的。

　　目前,民丰老厂有700名职工,新厂有1000人,如果厂子关闭,工人失业,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重庆大学方面曾经做过一个方案,大约需要1.6亿元人民币,才能将六价铬渣山搬走,比建一座新厂的花费更巨。换言之,治理其污染的代价已经超过了这个厂的资产。

　　吴志凌说:“民丰农化的新线现在还在进行生产,它现在产生的效益还不够将来做环保治理的费用。所以重庆市政府都说他们正在为环保还债。”

　　另一点也不能不提:当年谁又能想到中国城市会以今天的这个速度扩张呢?

　　民丰农化厂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选址的时候,这里还是不通公交车的农场。但是在主城区扩大的过程中,民丰所在地才成为主城区。城市规划没有预见到对环保污染的相应防范。

　　于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重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慢慢污染,到今天几乎无法根治的地步。

　　灾害科学用蝴蝶效应、平衡效应、链式反应和不可逆反应4个原理来描述自然和社会的脆弱性。

　　在复杂系统中,一个小小的非线性扰动,便会使组成自然和社会各层次中某一层发生破坏,从而导致稳定而平衡的金字塔结构被打破,这时,灾害便发生了。

　　在民丰农化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可怕的熵增──由于能量的耗散,系统朝着混乱与荒废发展的趋势。

　　城市熵,已成为了研究当代城市灾害的一个综合指标。核电站事故和化工厂事故,常常被用作城市熵增的典型例子。

　　过热经济与灾害群发

　　民丰农化的污染案背后,还有更复杂、更棘手的问题。

　　民丰农化的老线停止生产铬盐之后,国内一下子空出了每年3万吨的市场空间。于是短时间内,各地冒出了十几家土法制造铬盐的小企业,以几千吨为生产极限,疯狂破坏环境,而且安全状况极差。

　　事实上,就全国而言,化工业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

　　把视线拉开一些,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狂乱。一季度以来,尽管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叫停之声不断,但其过热势头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继续保持惊人速度。

　　重化工业已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今年前两个月,钢铁工业同比投资增速达172.6%,水泥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133%,电解铝行业在建能力仍有310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同比增长24.7个百分点。

　　这说明,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盲目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

　　这些企业,大都实行粗放型的、资源过度消耗型的低效率生产,环保安全措施更是无从谈起。重化工业领域内灾害的集中爆发,正由此而来。

　　然而像民丰农化这样的上市公司,因为对当地税收有着重大贡献,据市环保局的人士说,“拿它也没有办法”。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说:“重庆民丰农化是规模大、效益好的上市公司,完全有能力、有实力做到达标排放。”

　　重庆市环保局曾经十多次处罚民丰农化,但对于年利税上千万的企业来说,每次几十万元的罚款并不算什么。而且相应的行政权力分化于各个部门,无法形成合力。一个单薄的市环保局没有强令其关停的权限。

　　坦克轰毁了天原的“毒气罐”,但要防止出现下一起天原事件,需要的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运转模式的转型。

　　而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麻木漠然的心态。

　　中国近年来“爆炸”的部分环境安全“炸弹”

　　●2000年2月19日,山东三力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发生天然气燃爆事故, 15人死亡,5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42.6万元。

　　●2002年6月20日,黑龙江省矿业集团城子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124人死亡、24人受伤。

　　●2002年8月24日,湖南株洲化工集团存放在附近一湘江码头上的近4万公斤共75瓶氯气罐因浸在洪水中而产生部分泄漏,数百名居民遭受毒气侵袭,其中100余人中毒住院。

　　●2002年10月27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制钠厂氯气泄漏,1人死亡,40多人中毒,600多头(只)家禽、牲畜中毒死亡。

　　●2004年1月29日,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氟分厂氢氟酸原料发生大量泄漏。1名员工当场被危险化学品灼伤,附近居民被紧急疏散。

　　●2004年2月-3月,位于长江上游支流沱江附近的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氨氮含量超标数十倍的废水倾泻而下,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沱江鱼类大量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亿元,生态环境恢复需5年时间。

　　●2004年3月20日,一辆满载14吨二硫化碳的载重货车在京沪高速上发生轮胎爆裂,车厢内放置的三个二硫化碳储存罐破裂,泄漏出来的二硫化碳遇火花发生爆燃。京沪高速公路中断近14个小时。

　　重庆直辖以来部分重大安全事故

　　●1999年1月4日18时48分,连接重庆綦江县城东西城区的人行跨江大桥彩虹桥整体坍塌,造成死亡40人(其中武警战士18人,群众22人),轻重伤14人。这被认为是一起责任事故。

　　●2001年1月29日上午10时,重庆合川一私营小客船由合川小河乡驶往太和镇途中触礁翻船,共载客84人,只有38人生还,主要是由于违章超载,违章冒大雾航行。

　　●2001年6月16日中午12点40分,重庆市渝北区大竹林镇华禧化工厂发生了一起三氯氢硅液体爆炸事件,1人当场死亡,重轻伤10余人,两座仓库严重受损。

　　●2001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部五楼眼科服务台发生爆炸,造成5人当场死亡,35人受伤住院(其中6人伤势严重),起因是病人对主治医生不满而采取的报复行为。

　　●2002年1月31日下午2时34分,重庆南桐矿务局南桐煤矿南翼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估计突出煤量2210吨,瓦斯突出量约60万立方米, 13人死亡,8人下落不明,5人轻伤,1人重伤。

　　●2002年6月16日,连日暴雨造成了重庆南桐矿务局鱼田堡煤矿和南桐煤矿严重透水,970人安全脱险,3人失踪。两矿井的现代化设备全部报废,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这是中国煤炭工业史上最大的一次矿井透水事故。

　　●2003年12月23日22时左右,由于违章操作,地处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的川东北气矿一气矿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共有243人死亡,964人受伤或严重中毒,10万多名附近居民被迫紧急疏散。-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辛怀时／重庆报道

　　天原事故始末

　　4月16日中午,重庆天原化工总厂工段长康泽润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充满自信,他提出的遏止氯气泄漏的方案已被专家组采纳。康一边吃盒饭一边接受着采访。

　　5个小时后,康泽润从爆炸声中消失。听到消息时,记者被这一残酷的现实震得脑中一片空白。

　　当天,重庆市江北、沙坪坝两个区15万人紧急疏散,天原化工总厂氯气泄漏事件是重庆近年来除了“抗击非典时期”外,调动最多社会资源的突发事件。

　　大爆炸过程还原

　　4月15日19时左右,重庆天原化工总厂的工人在操作中发现,2号氯冷凝器的列管出现穿孔,有氯气泄漏,厂房随即进行紧急处置。到16日凌晨2点左右,这一冷凝器发生局部的三氯化氮爆炸,氯气随即弥漫。

　　据专家介绍,人吸入浓度为每立方米2.5毫克的氯气时,就会死亡。

　　重庆天原总厂成立于1939年,它的创始人是民族资本家吴蕴初。抗日战争期间,吴旗下的天原化工厂和天厨味精厂一起内迁重庆。这已是这个厂去年以来第三次发生氯气泄漏事故。

　　16日早7时许,该厂向119求援。重庆市消防总队出动200余名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排险。一个小时后,专家组在公安、消防和医疗人员的保护下进入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制定的紧急排险方案是由包括康泽润在内的几个技师先行决定的:用不活跃的氮气冲入液氯中,置换出水中氧分子,然后将氯气从铁管自排出来,用纯碱中和。

　　16日下午14点,储存有6吨液态氯气的5号氯罐已经排放一半。

　　在现场负责技术方案的专家组组长缪光奎说,当时氯气罐的压力已由1.5公斤每平方厘米减低至0.25公斤每平方厘米,现场险情已经基本解除。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7时57分,一声巨响让在厂门口的天外楼宾馆开会的专家们震惊不已──4、5、6号氯气罐发生爆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爆炸后很快进入了爆炸核心区,当时有两个值班室的窗户玻璃都已被震碎。记者走在路上,明显感到脚下碎玻璃“嘎吱嘎吱”的响声,有一些窗户框的碎木片也散落在地上。

　　缪光奎说,按照原来的事故处理方案,是让氯气在自然压力下,通过铁管排放。但专家组怀疑,当专家组成员离开现场回指挥部研讨方案时,重庆天原总厂违规操作,让工人用机器从氯罐向外抽氯气,以加快排放速度。结果导致罐内温度升高,引发爆炸。

　　事故中死亡和失踪9个人的身份已确定,他们都是天原厂的领导和技术骨干。

　　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事故处理与善后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黄菊、华建敏等也做出批示。

　　大疏散:15万人离开家园

　　16日上午,天原化工厂的广播一遍遍地播放着“紧急通知”──“今日凌晨,我厂液氯车间发生泄漏,现在仍未排除危险……如果发生中毒,请大家服用白糖猪油熬水,并立刻就医……”

　　在当地政府和厂区基层组织挨家挨户做工作动员群众赶紧离家后,当职工拉着家属离家──由家庭变成人群、人群变成人流、人流变成人潮后,每个人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他们的身边是一辆辆呼啸而过闪着应急灯的警车、救护车和各种疏散人群的车辆。

　　面包车和紧急调来的大客车成为免费疏散群众的工具,至中午12点,天原化工厂门口的行人已极少。

　　现场抢险指挥部要求疏散面积从方圆两公里扩展为3公里,顺风面扩展为5公里,这意味着不只天原、天厨、油脂厂、龙章造纸厂附近的人必须全部离开,嘉陵江对岸的化龙桥片区也在清场之列。

　　这一晚,约有3万居民在帐篷和临时安置点过夜。

　　坦克进了主城区

　　18日上午10点,专家组拟定了方案:12点钟之前,远距离枪击引爆剩余3个贮气罐。

　　11点54分,第一次枪击开始。至13点40分,两个小时中,机枪射击2次,火箭炮炮击9次,总共11轮射击均未对氯罐引爆成功。

　　重庆市消防总队队长王沁林介绍了其中的原因时说,在前两次用机枪射击后,正对的1号罐被打倒,压在了后面的2号罐上,于是挡住了2号罐及其背后的3号罐。随后,射击手转移视角,架了两门小炮、3门大炮,却让8号罐也倒下,再次挡住了2、3号罐。后又连续开了几炮来炸掉墙体和8号罐,但都未炸开。

　　经过解放军驻渝某部领导与现场指挥部专家组研究讨论,决定用重武器摧毁天原化工厂剩余的贮气罐。

　　14点39分,坦克开炮。

　　15点19分,坦克已打了3炮,销毁了1个贮气罐,还剩余最后一个8号贮气罐。

　　“启动3号方案,近距离引爆。”现场指挥部作出决定。

　　安弹手秦大明很快找到了该贮气罐的致命死穴:贮气罐底部与管道连接处。

　　秦大明一边观察,一边动作熟练地组装好两包24公斤炸药包。带着这两个炸药包,他爬进距地面不足40厘米的贮气罐底,把炸药装好然后撤离。

　　两分钟后,发现贮气罐已经被炸毁,与预先设计一样,被炸了个底朝天。

　　当天夜里,被疏散的居民全部返回家中,当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相关专题：重庆发生氯气泄漏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