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也有“软肋”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曾经分析假冒不绝的原因有三：一是打击力度不够；二是缺乏产销监管的机制和治本的力度；三是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分子经常变换制假售假的手法，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人士也告诉记者，在实际执法当中，处罚力度不够，法例依据不足，和相关部门合作渠道不畅通，往往都成为执法的“软肋”。目前的惩处方式主要是罚款、没收，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不具体、不明确。他举例说，有关法规规定，可以按照假劣货值的多少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上最终能
追究刑事责任的少之又少，因此对造假者起不到震慑作用。
打假奉行“秀才法”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行工商法律法规中许多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亟待修改和完善，一些法律、法规、条例之间存在脱节现象，缺乏连续性，甚至相互矛盾和抵触。现行法律法规赋予工商部门的执法手段不多、不力，强制措施很少，没有搜查权、拘留权、强制执行权，致使对有些非法行为打击不力。同时立法还存在“盲区”，例如工商部门监管执法当中经常涉及到金融、证券、房地产、劳动力、科技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可对这些市场的监管就难以找到确切的操作指导。如保险公司的强制保险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险公司是否属于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没有明确规定。另外，法律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像工商所的处罚权限有多大？能否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规定的都不明确。据了解，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只有《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商标法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一些行政强制措施，其他法律法规均未作出规定。而对当事人拒不配合和有意阻挠工商执法的行为如何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当事人协助、配合的问题，法律法规也无明文规定。因此，有人戏称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秀才法”。
谁更该受谴责北京市天时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指出，现在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向制假、贩假者提出赔偿的话，通常只能得到补偿性的赔偿，也就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直接损失。他认为，对制假、贩假者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应该是惩罚性的，可以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赔偿”的适用范围，对制假、贩假者从经济上给予更大的惩罚。近来一些法院明确表态对“知假买假”的案件不予支持，可这种方式恰恰能发动和调动广泛的打假积极性，使制假和售假的市场萎缩。“如果当年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赔偿’原则作为支持，也就不会有王海和王海之后许许多多的职业打假人。”赵军认为，制假、售假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公平原则，所以司法机关不应对制假、售假者寻求道德上的平衡，反而要扩大“双倍赔偿”原则的适用，从民事责任上给制假、贩假者足够的惩戒，让他们对“假”望而却步。北京某知名酒厂的打假人员告诉记者，造假者的造假成本极低，即使被执法部门查处也不会受到什么真正的惩罚，这是假货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常常是发现造假现场后，却请不动当地执法部门，眼睁睁地看着假酒从眼皮底下溜走。即使执法部门进行了现场查处，也不过是没收造假工具，执法人员一走，造假者就接着干。对此赵军律师认为，政府不作为是造假者被追究的行政责任过轻的主要原因，打假应该和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挂钩，引入引咎辞职的机制。“每件轰动全国的假货案中，当地行政主管领导都应被追究责任。”在造假、售假者无力赔偿时，进行国家赔偿。“管理市场、清理市场是政府的责任，包含着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出现问题就意味着政府失职。”
打假应全国联网国家质检总局负责人曾经公开表示，中国应建立长效的打假监管机制，同时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分子建立一个黑名单的数据库，并实行全国联网。市工商局消保处处长曹中生曾任执法队队长多年，在执法当中没少碰到这样的事儿：在捣毁了一个制假售假窝点后，过段时间又会在新案子上重新遇到当事人。制假者经常在稍作“休息”后，便重操“旧业”。据了解，这一重复制假售假的现象目前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已成为打假工作中的一道难题。有关人士认为，打假应建立复查回访制。改变过去那种对当事人查处后就不再问津的现象，因为部分当事人受暴利驱动，往往利用打假部门对其查处后掉以轻心的心理，更加疯狂地制假售假。因此，打假部门有必要将复查回访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这对有效杜绝重复制假售假将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工商部门亟须建立全国执法协查体系。首先应建立畅通无阻的信息共享网络。第二，要有完善的协查制度。要求各地工商部门在查办经济违法违章案件特别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大要案件时，须将当事人的详细情况、主要违法事实和其他有关情况上网公示。因为现在许多违法违章经营行为都具有形式隐蔽、数量巨大、异地作案等特点，只有及时、全面、真实地掌握案件情况，才能提高执法效率。（记者 杨滨 邱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