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防艾”的经费困境

　　欧阳学良是王店镇卫生院院长，去年3月，他参加了由中国CDC在北京协和医院组织的“艾滋病临床医生培训班”,成为阜阳市为数不多的能够临床救治艾滋病患者的医生之一，他所领导的王店镇卫生院也因而成为示范区指定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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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店镇卫生院被指定为示范区收治医院，但“防艾”经费到不了位却让欧阳学良叫苦不迭。王店镇卫生院是自负盈亏单位，现有30多名医生，医院财力只能维持现状，而要对艾滋病防治额外用一分力，“压力很大”。

　　今年3月，阜阳市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医疗救治、生活救助实施方案的文件。文件中规定，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需定期体检、化验、拍片的，以及已出现症状需要接受检查或进行抗感染治疗的，由指定收治医疗机构负责，免除检查费用；已发病的艾滋病人到指定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免检查费、住院费、手术费等，“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

　　4月8日，面对早报记者的采访，欧阳学良认为，这一条款语焉不详。按照文件规定，王店镇卫生院的同级财政就是王店镇财政，而王店镇财政本来负债就已高达1000多万，“哪来的钱？”

　　至于示范区项目专项经费，对于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基层卫生院来说更是奢望。去年底，欧阳学良曾向上级有关部门打了一个报告，想申请一笔经费，将去年洪灾中受损的几幢平房修缮一下，改作一个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隔离病房，至今没有回音。

　　记者采访到的一个例子是感染上艾滋病的13岁艾滋孤儿小兰。她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只能寄住在叔叔婶婶家里，没有钱读书，也没有钱治病。去年底，她发病，浑身发烫、嘴上起泡、听力下降，是阜阳市一个民间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筹集了1万多元钱,把她送到北京救治,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据了解，阜阳市艾滋病感染者95%是经血液传播，全市总计约2万多人卷入过1990年代初期的“卖血热潮”，其中已经检测出来的感染者约为2000多人，此外，还有“数量惊人”的没有检测出来的人群，他们绝大多数集中于农村或城郊结合部。不言而喻，示范区乡镇卫生院承担着繁重的、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防治和救助工作。

　　阜阳市地方病防治站站长张云同到下面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检查工作时，常听到一些基层卫生院院长向他抱怨，“事没少干一件，钱没见着一分。”

　　对于基层卫生院经费之困，阜阳市卫生局监督科科长王保卫的解释是，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费一般用于项目宣传、基线调查、开展活动等“软性开支”，而购置检测设备、医疗器械、房屋建设等硬件开支不在项目经费之列。另外，阜阳市所属的4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滞后，基础卫生医疗条件较差，经费紧张在所难免。

　　问题在于，全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大多位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程度、卫生医疗条件与阜阳大抵一致。可以预料，阜阳示范区遇到的“防艾”经费困难的问题，其他示范区可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

　　地方配套经费没有“配套”？

　　据卫生部官员透露，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实施的3年间，卫生部将用中央财政补助为示范区工作提供部分经费支持，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不低于1：1的配套经费，由省、地(市)、县共同承担。记者获悉的数字是，安徽省每个县示范区的经费为30万元人民币。

　　在阜阳采访期间，记者见到一份由安徽省财政厅和卫生厅下发给阜阳市财政局和卫生局的文件，这份于去年9月25日下达的文件称，“一次性补助(阜阳市)艾滋病防治经费64万元。”据该市地方病防治站一位负责人称,这笔经费正是去年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专项经费，其中包括卫生部划拨的资金。

　　阜阳有4个“防艾示范区”，它们是临泉县、阜阳市(主要是颍州区)、阜南县和界首市。按照卫生部的标准，4个示范区的专项经费总额应为120万元，而安徽省实际下达给阜阳的只有64万元。

　　64万元的专项经费到阜阳后是这样分配的：阜阳市卫生局4万元，临泉县和界首市各15万元，阜南县和颍州区各13万元。

　　按照示范区工作要求，示范区的管理以县为单位，也就是说，项目由卫生部“一杆子”插到示范区所在县，项目经费不能“雁过拔毛”。但是，记者所看到的表面结果是，阜阳市每个县示范区的经费至少缺口了一半，而承担示范区“防艾”任务的乡镇卫生院分文未有。

　　据了解，阜阳市财政去年用于示范区建设的配套经费约为3万-5万元，4个示范区平均下来，每个示范区可以拿到配套经费1万元左右。

　　4月10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正在山东出差的颍州区卫生防疫站站长徐正厚，他说，阜阳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费按中央、省、市3：2：1的比例配套，去年中央和省的经费是分批划拨的，他所在的颍州区的经费已“全部到位”，总计为25万元。但是，他表示,这笔钱“按规定不应该给乡镇卫生院”。

　　在示范区项目经费问题上，与项目相关的市卫生局、市地方病防治站、县防疫站和乡镇卫生院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是有一点惊人地一致,每一个部门都反映经费不足。

　　首批51个及其后追加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所在的地方政府，在“防艾”配套经费方面究竟有没有“短斤少两”的现象，目前无法获悉。但据一位知情人士称，不少地方政府缺乏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长期承诺和保障，对中央财政和国际援助“等”、“靠”、“要”的思想在各地政府中普遍存在。

　　谁来监管示范区项目经费？

　　近年来，中央政府在预算中已经显著地增加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从1996年起，中央财政开始拨付“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当年额度为500万元人民币，1998年到2000年则每年投入1500万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经费额度增加到每年1亿元人民币。

　　虽然对于严峻的艾滋病防治形势而言，1亿元人民币的防治经费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但是，如果加上各种名目的地方配套经费，“防艾”经费在我国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据卫生部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现有艾滋病防治“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不够合理，缺乏成本效益分析，缺乏明确可行的资金筹措计划”，资金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

　　在中国CDC编制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指导方案中，关于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是这样说的，“经费应设立专账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协商财政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和使用办法”。但是，在方案中，找不到关于经费使用监管的具体办法。

　　“如果不把经费管理好和用好,肯定会影响到示范区的最终成效。”阜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生系统官员说.他认为加强对项目资金筹措和使用的监管,已成为当前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的当务之急。(文中艾滋病感染者为化名)（记者高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