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永辉

　　近年来，我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圈地之风如脱缰之野马，无节制地吞噬着大片良田沃土，不管是子孙后代的饭碗，还是明日发展之空间，都可以不管不顾。这种以牺牲土地资源换来的暂时经济增长和“奇迹”很可能难以为继，“无地可用”更准确地说是“无地可供开发”，对许多发达地区已非隐忧，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51精彩无线大奖等你拿

　　土地“透支”导致经济日显疲态

　　记者最近在沿海一些省、直辖市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都在闹“地荒”──有项目无土地。先看珠三角。现在珠三角的发展为何日显疲态，开始明显逊于长三角，跨国公司的中国（亚洲）地区总部多数设在上海，广东15年来首次将利用外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全国第一”位置拱手让于江苏。这个变局当然是复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珠三角长期以来土地过度“透支”，导致用地越来越紧，地价越来越高，成为制约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现在在珠三角，不仅是城市，任何一个乡镇，头号难题都是土地吃紧。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中山市等“四小虎”到2010年以后就无地可用了。

　　再看长三角。在土地问题上正重蹈珠三角的老路，新一轮圈地潮席卷两省一市。作为民营经济发源地的浙江，特别是温州，现在民资大量外溢，这固然与浙商敢于闯荡四方、赚天下钱的精神分不开，但也有其苦衷，温州的土地太昂贵了，开发成本甚至高过上海。实际上，浙江用地吃紧又何止一个温州，其他地方也同样捉襟见肘。而江苏从当年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土地粗放利用，到现在外向型经济扩张，城市规模膨胀，土地资源同样越来越紧缺。

　　以昆山市为例，如按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5年包括乡镇在内将出现无地可供的局面。实际上，江浙两省整个沿上海周边地区、沿沪宁、沪甬及沿江地区，都将面临同样的困境。面对江浙两省的高速增长，上海人坐不住了，上海全市虽然总共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却出台了一个“173”计划，决定划出173平方公里的地区，开辟一个低商务成本的特别园区，以应付周边地区挑战。所谓低商务成本，说白了首先就是低地价，甚至以“零地价”吸引外来投资，作为长三角“龙头”的上海尚且如此，引资大战怎能不硝烟四起，圈地之风又怎能不越刮越烈呢？

　　那么，京津唐地区又如何呢？可以说，圈地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北京市就有3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5000个北京居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从任何国家来看，都是可怕的现象。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地虫子”，做倒地生意。资料表明，北京的用地70％都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不少是多次转手。而据北京市总体规划，北京现有的可用储备土地资源仅能满足到2010年用地需求。现在为了迎奥运，大兴土木，用地压力更大。而且，这一地区正面临土地资源与淡水资源的双重紧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正日趋极限。

　　城市社会加速形成新的边缘群体

　　现在不少城市扩张无度，追求表面繁华，借经营城市之名，行以地生财之实，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城乡社会的鸿沟，并可能导致城市社会本身的断层，形成新的边缘群体，积聚诸多不安定因素，背离城市化的宗旨。

　　边缘群体之一是失地农民。现在城市一味追求“做大”，从撤县设市发展到划县为区，不管条件成熟与否，有的市尽管本身实力有限，但不惜一口气吞下一至两个县，划为新市区，一下子跨入了大中城市的行列。在这场新的“造城运动”中，传统的乡村一夜之间在名义上变成了市区，农民的土地也任由处置了。于是，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抢着挂牌子，开发商更逐利而至，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而不少失地农民更是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生活在城市边缘。据调查，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地。这就意味全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的约3500万人，可能猛增到2010年的6000万人左右。这是一种“变质”的城市化，必然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城市扩张中，郊区农民首当其冲。郊区农民处于城乡接合部，原是比较富裕的农民，除种田外，不乏外快收入，如做点小生意、出租房屋等。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想征就征，对房子想拆就拆，想补偿多少就补偿多少。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粮食价格来折算补偿。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为资产，每亩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价值成几何级数增长，大部分进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口袋，而对农民的补偿每亩仅几千元，只占土地出让收益的5％左右。显然，城市化的实质是让更多的人分享现代文明，城郊农民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城郊土地的级差地租完全可以让其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而现在全被剥夺了，农民不像农民，居民不像居民，出门是宽阔的马路，抬头是高楼大厦，但自己却一无所有，年轻人还能打工，年老体弱者则生计无着。显然，以“失地农民”为代价的城市扩张，是与建设“平安城市”的目标相背离的。

　　边缘群体之二是城市贫民。现在我们城市的变化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者何为？忧在现在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浮华，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广场气派非凡。但作为城市普通民众，却无力消受这样的“现代化”。面对房价飞涨，只能望楼兴叹。为了谋生，做点小本生意，但因整顿市容，拓宽街道，小店小铺又难逃被拆除的厄运。即使自己有处住房，在城市改造中不知哪天被开发商看中，就得限期拆迁。政府部门对开发商是笑脸相迎，对拆迁户是手段强硬。拆迁期限不容半点商量，推土机是无情的，而什么时候能拿到房子是开发商说了算，苦苦熬几年搬了房子，换来的是越搬地段越偏，学区越差。可以说，越是弱势群体，为城市建设作出的牺牲越大，而回报越少。有媒体尖锐指出:政府经营的到底是大家的城市，还是富人的城市？

　　边缘群体之三是农民工。现在我们的城市，四处有农民工的身影，高楼大厦是他们盖起来的，平坦的马路是他们铺起来的，最苦最累的活是他们包下来的，他们默默奉献，但多少年也难以融入其中，对自己汗水浇成的城市既熟悉又陌生，他们在感受都市喧嚣的同时，更体验着都市的冷漠，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而现在一些农村还在寻找种种借口，如结构调整、规模经营之类，强迫实行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民失去承包地。这样下去，农民工一旦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乡又无地可种，将成为无根漂泊的“流民”。

　　百姓是我们头上的天，土地是我们脚下的根。如以经营城市的名义，迎合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以牺牲公平、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城市现代化，将是表面的、暂时的、脆弱的。如果经营城市的结果，内有不断增加的城市贫民，外有几千万失地农民，还有上亿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这样的城市能良性运行吗？能安宁、祥和吗？

　　透支资源的经济增长路线难以为继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它却是通过不断透支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资源而取得的。沿海地区的“土地危机”，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土地问题，但为何三令五申而圈地之风反而变本加厉呢？显而易见，这是制度性问题。现在是到了下决心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第一个层面是改革征地制度。现在的征地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不分公益性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仍以政府的名义征地，这在世界各国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一定要缩小征地范围。现在任何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搭“公共利益”之车，通过政府进行征地，实际是由政府出面帮助其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据调查，有的城市真正用于公益目的的征地还不到10％。要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现在以计划经济的一手低价征地，以市场经济的一手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追求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捷径。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了地方“第二财政”，有的已占到当年财政收入的30%~40％，甚至更高。在目前的体制下，本届政府出让土地，其收益全部由在任官员支配，可大搞建设，创造政绩，卖地越多，手头越活，日子越好过，何况这里面还存在大量寻租机会，而矛盾都留给了后任。这种利益机制，怎能不刺激地方官员热衷圈地呢？怎能不使各级政府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盯向土地，变经营城市为经营土地呢？因此，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要害所在。

　　第二个层面涉及干部制度。现在，各地普遍在经济发展上追求“速度第一”；在城市建设上，追求“形象第一”；在名目繁多的活动上，追求“排场第一”。正是弥漫在各级官员身上的浮躁、浮夸、浮华的“三浮”之风，无节制地吞噬着包括土地在内的宝贵资源，透支未来的发展空间，损害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这有着深刻的体制原因。现在干部的任用，还是上面说了算，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而考核指标重增长轻发展，重形式轻实质，往往上面提倡什么就热衷于什么，甚至“没有条件也要上”，明知不能为偏要为之。如招商引资，不少地方就作为考核的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逐级分解任务，一直分解到单位，甚至个人，政绩在肩的各级干部不能不迎风而上。这正是我们的体制弊端。除上述两条外，还要有其他的制度改革相配套。只要各级领导干部拒绝浮躁，将心态放平和，依法治国，理性执政，慎提期望值过高的目标，警惕高速增长背后的危险，改变以资源换增长的粗放型模式，就一定能走出一条稳健、协调、永续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