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明星”命运追踪：改革引发的争议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7日11:33 青年参考

　　香港《凤凰周刊》专供本报

　　最近七八年，大陆媒体先后集中报道过董阳、李昌平、吕日周、宋亚平、张锦明等多位基层官员的改革举动。改革引发的争议和媒体报道带来的轰动效应，使他们具有了明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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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明星”们都带有鲜明的个性，或因铁腕作风引发人治与法治的争议，或因突破现有体制框架而引发民间的制度变革冲动和官方的反冲动。他们改革的主要矛头都指向基层官员和吃财政饭的人，因而引起官场的强烈反弹。他们的仕途因此飘摇不定，所倡导的改革也随之命运难测。

　　本报特约记者：王永治/欧阳斌

　　吕日周：上调已是最好的结局

　　从2000年2月到2003年1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发动了一场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头条上批评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据媒体报道，吕日周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他下属几万人的庞大官僚机构，希望在较短时间里改变这个有300多万人口的内地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但是，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村调研、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的举动，被许多人批评为“做秀”。其实“做秀”未尝不是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天然的公关需要，关键在于其目的是利民还是只为利己。

　　吕日周引起媒体普遍赞扬的举动是促使《长治日报》搞舆论监督，从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的主要领导下基层的情况汇报，到会议缺席的县委书记、县长名单和开会时打瞌睡的领导照片，无不公开。最轰动的事件是，他让报纸刊登了他对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的点名批评。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共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共计381条。

　　然而本质上，媒体是吕日周行使权力的工具，不是独立于政府和党派的监督力量，吕日周推动的舆论监督与新闻媒体希望得到的舆论监督是两个概念，这注定《长治日报》的监督权力和监督勇气将随着吕日周的离任而消失。吕在长治的秘书对媒体表示：“吕书记这一走，长治的舆论监督肯定搞不下去了！”

　　2003年1月，吕日周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是10位副主席中得票最少的。他虽然行政级别提升为副省级，但没有实际权力。这对于饱受争议的吕日周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像他支持《长治日报》一样，吕日周一旦得不到上级主要领导的赏识，也就无用武之地。他的改革只能在他没有定数的任期内，按他个人的意愿做短暂尝试。

　　宋亚平：幸运地找到好归宿

　　宋亚平，1957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1986年获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1988年辞去公职，到南方务工经商。1993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出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正县级。2004年1月，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厅级。

　　这份简历，显示了宋亚平的另类和成功。相比其他改革明星，宋亚平在咸安4年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具有明确的制度探索目的，他本人也得到了较好的政治回报。在接受《凤凰周刊》电话采访时宋亚平认为，自己从县级干部升为副厅级干部，是湖北省对咸安改革的高度肯定，不单纯是他个人的待遇问题。他表示：“这是一种信号，说明上面鼓励、支持改革，不会让改革的人吃亏。我是比较幸运的人，不是悲剧终结，而是找到好归宿。我非常适应现在的研究工作，有利于总结、观察和思考，可以给省委起参谋和咨询作用。”

　　咸安区是湖北省38个贫困县市之一，当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观念落后。宋亚平1999年上任后，先后推出14项改革措施，核心是大幅度撤并乡镇一级的党政机构，实行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交叉兼职，整个咸安区乡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减幅达到44%。他对计生站、房管所、农机站等上级职能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也进行了撤并或改制为服务中心，最终实现财政断奶，走向市场。这种改革在全国是首次。

　　2003年，咸安区又改革选举办法，乡镇领导班子候选人必须经过群众代表和全体党员干部海选，才能参加党员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这种“两推一选”的选举办法在全国也是首次尝试。

　　宋亚平对《凤凰周刊》表示：“我不搞众人皆醉我独醒。”宋亚平的经验是，如果社会条件不具备，改革不要急躁冒进。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大家参与才能成功。有的改革符合时代方向，但别人不理解，要使人理解，要用简单的事例去说明，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经济学原理。

　　他认为：“我推行的改革首先革我自己的命。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乡镇书记和乡镇长应由我任命，但我放弃这个权力，用‘两推一选’的办法，公平选拔。因为我再英明，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我的改革损失的是我自己的权力。”

　　不过，宋亚平的改革同样缺乏制度保证，因此宋异常小心地保护自己，以防止改革被牵连。宋亚平自称在咸安没上过歌舞厅，去理发都要有一到两个男人陪着，没有收过别人一个红包。显然因为四面受敌，宋亚平出于自我防卫，不得不进行近乎过分的自律。他说：“咸安改革不是一帆风顺，伤及了部分人的利益。不是良心发现，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客观公正地评价我。我稍微不谨慎，有了缺口，他们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一直严格自律。”

　　中国基层政治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各级政府和改革者个人都面临着如何促进制度更加完善的挑战。这是一个摸索、创新、博弈的过程，因而是一个理性计算、有效交流、实现正和的过程。由于将合理的改革理念转化为制度程序本身还是一种探索，具体的改革实验和原有的政治规则之间发生冲突便在所难免。

　　张锦明：隐身在改革背后

　　更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生在四川省雅安市。2002年12月，那里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雅安市在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荥经县1500多名党员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166名党代表，一名乡长落选。党代表每年将要接受党员的信任投票，未获信任者被罢免党代表资格。雨城区党代会专门设置了代表工作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媒体认为这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思想。

　　《雅安日报》报道，以往除了5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们在任期内几乎不参加什么会议，更不用说面对选举他的党员述职并被测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正是为打破这一尴尬而设计的。

　　见证了雅安改革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钢对媒体表示：“雅安试点可以看作是实现党内民主的纵向结构的起点，对于促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改变和决策民主化，都会产生积极作用。”

　　这场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是时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张锦明。现在，她已升任雅安市委副书记。1998年，她作为原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之后她升任遂宁市副市长。2002年调任到雅安市。

　　在基层改革明星中，张锦明主持的改革最具有挑战性，游走在意识形态禁区的边缘。尽管她主持雅安改革的依据是十六大报告的精神，但她很少公开解释自己的做法和想法，似乎更喜欢隐身改革幕后。这使她成为改革明星中的神秘人物。

　　今年3月，她来北京参加中央编译局组织的中国政府创新奖研讨会。她在私下谈话中，对宪政、民主等都有系统而大胆的看法，但她坚决不同意媒体公开发表她的观点。她的谨慎，无疑有助于少惹是非，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但改革者禁忌重重，透露出改革前景并非一片坦途。有学者认为，如果不能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和制衡上取得理论突破，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尚不足以解决党内民主问题。

　　董阳、李昌平：惯性的精英淘汰过程

　　相对其他县级以上改革明星，湖北两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命运多舛。

　　1996年9月，43岁的董阳被调到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担任党委书记。该镇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却欠下各种吃喝招待费12万多元，拖欠工资达数万元。董阳在优化组合镇政府人员的同时，准备一次性裁掉通过各种关系进入政府机构的48名临时工。结果，18名机关干部联名向上级区委上告，要求将董阳调离；而全镇10名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也联名上书区委、市委，反对调离董阳。

　　1997年8月，任职11个月的董阳被免去镇委书记职务，调任区科技局局长，该局只有两人办公，形同空衔。后来，董阳离职南下打工。内地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引用了黄石市委一位干部的话：“董阳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任用干部的标准问题——是以群众拥护为标准，还是以领导喜欢为标准。从党的原则上看，当然是以群众拥护为标准，但我们的干部都是领导任免的，好与不好，就只能看领导是否喜欢。”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当时的总理朱基写了一封信，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他向总理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后，这句话成为“三农”问题的经典概括而被广泛引用。李的信得到总理的两次批示。当年6月，监利县开始施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多项改革。9月，李昌平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到深圳打工。他说：“我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县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我走，矛盾也带走，有利于工作。”

　　李昌平后来又到北京，任《中国改革·农村版》副总编辑。2003年，他再次下海，加入某基金会，直接从事援助农民的工作。他的两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和《我向农民说实话》都引起较大反响。

　　2003年8月，《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把董、李二人的出局总结为“淘汰良民定律”。他说：“干部的工资由国家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董、李二人要打破这个潜规则，只有把自己淘汰，否则就要与其他人同流合污。

　　董、李二人的出局，是否说明政治上的精英淘汰机制还在惯性延续？高华、谢咏等研究中共党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大陆学者相继提出，中共自延安整风以来，历经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遭到批判和清洗的大多是精英人物，他们普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表达自己的思考和疑惑，因而得罪主流意识形态和领袖意志，最终被打倒。但毕竟现代政治环境已宽松宽容很多，董、李这样具有改革勇气的官员也未必不会东山再起。

　　魏胜多：改革之后是停职

　　将中国的“改革明星”梳理下来，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抑或是重庆城口县坪坝镇前镇党委书记魏胜多。2003年8月，这位34岁的改革探求者，因为未经上级同意在坪坝镇尝试镇党委书记、镇长直选，被县委停职，“双规”15日。同年12月，城口县委安排魏胜多到县扶贫办公室工作，任一般工作人员。2004年2月，重庆市纪委给予魏胜多撤销坪坝镇党委书记、镇党委委员职务的处分。当月，城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暂停魏胜多执行县人大代表职务。

　　魏胜多生长在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受深切。一直以来，他始终不忘父亲临终前的一句话，“有朝一日当了官要为老百姓做事”。1989年他通过公务员考试吃上“皇粮”，2001年当上坪坝镇党委书记。他认为乡镇直选是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萌发了在坪坝镇尝试直选的念头。一位采访过坪坝直选的记者说，“他说老百姓对形式主义的选举恨透了，想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为群众办事的好官。”

　　魏胜多没有想到，他的改革实验换来的是被撤职的处分。“对于市委这样处理，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搞改革给我处分，不应该，搞改革应该给予鼓励。”魏胜多对《凤凰周刊》表示:“我不后悔。坪坝镇搞改革实验没有错。我觉得，不是我们走得太急了，而是基层民主发展的步子不够快。”

　　坪坝直选事件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魏胜多这件事做得太草率，没有把自己保护好。他事先应该请示县里，可见改革经验不足。”有专家指出，“他可以采用更为理性、稳妥的方法，比如把直选镇人大代表做得更真实，再由人大代表选出老百姓信得过的好官，这样就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度创新如果与法律相冲突是走不通的。”

　　更多的人肯定魏胜多的改革愿望，有人这样评价:“公权力者应当执政为民，现在执政党提出这个理念，在体制上怎么实现还要探索，基层政府进行改革探索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中国基层政治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各级政府和改革者个人都面临着如何促进制度更加完善的挑战。这是一个摸索、创新、博弈的过程，因而是一个理性计算、有效交流、实现正和的过程。由于将合理的改革理念转化为制度程序本身还是一种探索，具体的改革实验和原有的政治规则之间发生冲突便在所难免。这就意味着，双方应当进行积极、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以求达成共识，实现博弈结局的正和。不难想见，“改革明星”选择的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然而，只要中国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向前延伸，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热切期待便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