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东方早报主笔）前些天，因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长范汉云以被告之身，出庭应诉以内蒙古一企业作原告的行政讼案，开了国内高官首次出庭应诉之先河。没料想，很多人对范汉云职位后面的括号（“正局级”）发生了兴趣，并由此引出“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的讨论，更有门户网站为此开辟专题，引来众多跟帖者的热议至今未见消停。
肯定行政进步应该，讨论“括号待遇”甚至要求取消“括号待遇”也没错。概括起来，网民们纷纷呼请上头向正在进行的亦官亦商清理那样，一并清理官员屁股后面拖着的“括号”。众网民关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值得肯定，但以为取消“括号待遇”像清理亦官亦商那般容易，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亦官亦商中国古代有之，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当代中国仍然有之，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却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十几年前系中国当代亦官亦商的高速生成期，后来，经上头几次下决心清理，总量总体上呈减少态势。而随着经济与社会仍在进行的“改制”不断推进，当代亦官亦商生存的空间还将继续变小。我说清理亦官亦商已相对“简单”的道理正出于此。
“括号待遇”也不是当代中国干部制度“一绝”，我读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时就多处读到相似现象。当然，哪朝哪代，“括号待遇”大概都没有当代那么盛行，这恐怕也是个事实？
何至于清理亦官亦商已变得相对容易而消除“括号待遇”仍实属不易甚至尚不具备操作可能性呢？道理或许可这样来讲：
先看其“普遍”程度之不同。亦官亦商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仍多有存在，但其“普遍”程度终究不及十几年前，且其名声实在“臭不可闻”，这类人走哪儿都被百姓“捏鼻子”。而“括号待遇”就不同了，走仕途之人，谁不想着晋升职级，何况职级连着个官员之切身利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今日如愿也不代表未来次次如愿，怎么办呢？自有“括号待遇”出来解难。一个“括号”，将职位与级别拆开，求不到心仪已久的职位，就求个“低职高配”的“级别”，总比二者都落空要好些。这个办法，用“经济”的角度去解释不能说没有合理性。较之于求职位心切者，“低职高配”好歹多多少少捡回了“脸面”还得到了实惠。较之于干部管理部门，权当于用“待遇换职位”，这比单纯依靠“思想工作”调配干部好使唤得多。这不，从副股长到副部长，再从副乡长到副省长，每一级都出现数不胜数的“低职高配”。“括号待遇”清理之难难在何处———就算只局限于从“经济”的层面说事儿，难就难在它涉及到利益的再调整！大伙儿想想，官员带“括号”现象如此普遍，每个“括号”背后都涉及一份既得的切身利益，就事论事言改革，说多难就有多难。
再说，亦官亦商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外生型”特征（尤其在转型年代），而“括号待遇”的出现却具有显著的“内生型”特征，说到底是现行干部制度始终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官员“能上能下”和“能进能出”这对老大难矛盾而引起。也就是说，解决“括号”问题功夫在身外———不能就“括号”论“括号”，而要依赖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话头就此打住，“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的“简单问题”不讨论也罢———当然是全体纳税人。不过就当下而言，讨论“括号待遇”也绝非纸上谈兵，有那么多的网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身就说明民间要求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热情是多么急切。而在所言“急切”的背后，舆论关注的“内容”也在不断“深化”。这种“舆论关注”终究要成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股“民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