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社区拒绝权”对多数读者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据《文汇报》4月21日报道，有个居委会近日接到负责对辖区内70多家餐饮摊点卫生检查的通知，任务由街道下达，以往由居委会承担，但这一次却遭到了居委会的拒绝……
小小的居委会一直是基层政府的“附庸”，也敢对基层政府的“行政摊派”说“不”？这事理所当然成为一宗令人惊讶、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有价值的新闻。
该居委会并非不分缘由与街道“顶杠”，敢说一个“不”字原本有法可依！《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该法条确认居委会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作为社区自治组织，至多在基层政府的行政性管理任务中担任“协助”角色而非“包揽”或“替代”的角色。
读这条新闻，促使我仔细通读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果不其然，该法第三条规定居委会的六大任务没一条“允许”它拥有行政性检查执法的权限，上文提到的、年复一年由居委会出面进行的辖区餐饮摊点卫生检查，属于明显的违法举动无疑。不过，表面上属居委会“越位”，其根本成因则是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而逼着居委会去违法，客观上造成“抱着人上吊”的结局。
须告诉读者的是，该居委会不但有理有据地把此项“行政摊派”顶了回去，而且还清理出“外来人口普查”、“拆除违章建筑”等26项原本也作为居委会“责任目标”考核内容的“行政摊派”事项，并明确表达态度：“不该居委会管的事项，我们都将一一回绝。”
社区居民自治与乡村村民自治，是中国正在发育的基层民主的两个“轮子”。
但我以为，它所涉及的内容不光涵盖狭隘的“民主”范畴，“自治”本身还属现代社会规范有序运行和管理的内在需要。要确保现代社会有序和谐，其各种社会组织均须职责分明，各扮各的社会角色；均得依据角色定位履行自身义务；不管组织大小和角色轻重，均须依法行事。而现实是，城市(镇)的居委会和农村的村委会相似，其“泛行政化”的倾向多少年来都未能得到明显的矫正。
这样的尴尬在于，我们的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迄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管理视同社会“管制”，想当然地把本该各司其责的工作套上“人人有责”的“外袍”，然后动辄以“全民参与”方式行“责任下移”之实。整个面上，《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远远未能实施到位(尽管这部1990年开始实施的法律，其许多条款已明显落伍)，社区自治仍因阻力重重而步履维艰……
基于这样的现状，虽说居委会很小，小到没有“级别”，但“社区拒绝权”的出现却因小见大。它像一滴水，经民主政治的阳光沐浴，折射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发育生成的最新“亮点”。
同样基于现状，社区民主政治的扩大必是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长期过程，但“亮点”的不断凸显，令我们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未来充满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