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目前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之声呼之欲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然部分地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共症———“软政权化”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

　　2005年将出台的新行政区划图，有专家认为就是“着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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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分割困境

　　李远东是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长途货车司机，他每年都要从温州往河北省某市运送货物，但是令他郁闷的是，他的车回程只能空驶，因为当地禁止外地车辆介入货物运输。“一次我偷偷从人家那接了一笔生意，结果还没出城就被一伙人拦了下来，不仅货没有运成，还被打了一顿。”

　　对于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刘君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的概念，自然滋生地方本位主义，谁都要讲GDP,于是我们今天在各个层面到处可以看到市场分割、地方封锁、重复建设。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就连一向为政府所头疼的“沙尘暴”也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关系。

　　今年来，很多报道指称内蒙古额济纳是“沙尘暴”的源头，但是当地官员却指出，额济纳缺水导致土地沙漠化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黑河如何分水的问题，中上游的甘肃、青海一些地方只顾自己用水方便，忘了下游还有个额济纳，忘了可能会导致“沙尘暴”。其实，国家有关部门早在1992年就有明确的分水方案了，但是，这些方案却一直没有得到执行。

　　省权过大？

　　一位熟悉行政区划改革的匿名人士说：“问题就在于中国的省太大，有的比法国都大，你说中央怎么管得过来？”

　　他分析道：“经济学上一直为了宏观调控和自由市场的问题争论，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是，自由市场无法形成，宏观上也调控不力。”

　　关于这一问题，太原市副市长张春根在他的《县域论》里已有探讨：以法国、德国的情况来看（法国55万平方公里，5780万人口，设22个大区，96个省；德国35.7万平方公里，8027万人口，设16个州），中国现行的一级行政区显然划得过大，由于省太大，一省之内各地自然条件、人文传统与经济利益差别过大，在省政上各地居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不一，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上都不利于人民自治原则的更好落实。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芜湖市和江苏南京一带的人民生活习惯、文化传统较为一致，但却被划在了安徽省。再以福建厦门为例，当地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从地理条件看，要发展厦门经济，和南边汕头的协调，要比和北边的省会福州的协调来得更为重要，但厦门和汕头却隶属福建和广东两个不同省份，隔省如隔洋，闽西南经济合作区谈了多年，但成效并不显著。

　　参加过行政区划讨论的国家行政学院杜纲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矛盾，那就是国家直接管理的城市太少，致使政令不通。他说：“现在中央针对某些区域的一些政策很难贯彻，可以说非常困难，问题就在于中央管理的直辖市太少了。”

　　“市管县”弊端

　　除了省级行政单位的矛盾外，目前的“市管县”制度同样备受指责。刘君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地区本是一个虚化的概念，但上世纪90年代“地改市”后，逐渐变成了一级政府，功能实化，形成了市管县的局面。

　　熟悉基层情况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吴理财研究员对此的看法是：“这种体制更为主要地是为‘市’服务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辖的县成为他的‘菜篮子’基地和工业产品原材料基地，一方面保障他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他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如此一来，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被‘市’所汲取，导致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落后，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极化’。”

　　他还指出，相当一部分市管县体制自身缺乏相应经济基础的支撑———因为“市”自身的经济基础就非常薄弱，尤其是市级的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以后，在整个市级经济总量中比重越来越低，他就不得不借助行政的力量从其“领导”的农村地区抽取资源和资本，确保这个庞大的行政机器的日常运转。

　　另一方面，一些原来的县或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由于本来实力就不强，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现象，不但不能带动周边县的发展，而且更会偏好自身城市的要求加剧从这些所属县及其农村地区汲取资源，投入所谓的“市政”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去。新闻来源：宁夏网宁夏日报综合新闻网(http://www.nxnet.net)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