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飞
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城中村”一类的民工聚居地成为了城市中的边缘区域，这些区域往往是治安与刑事案件的高发地段。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了云南昆明“城中村”数以百计的孩子被人贩子拐卖的事件———失踪儿童之多，连当地公安机关都拿不出准确数字。
民工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还来不及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就先尝到了骨肉分离之苦，这样的境遇不能不令人同情；而那些悲剧的制造者更不能不让人痛恨。昆明市警方从2003年起就开始进行“打拐”专项斗争。然而，动用警力上千人、行程数万公里的“打拐”行动并没有遏止日益猖獗的犯罪行为，失踪儿童的数字依旧一路攀升。当地公安部门以消耗近一半的办案资源为代价，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专项斗争”式的“打拐”政策有反思的必要。
“专项斗争”式的“打拐”行动试图以集中的、高强度的行政执法行为打击人贩子的犯罪行为，尽管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容易忽视拐卖儿童这一特殊犯罪行为的诸多特征。据报道，拐卖儿童这类案件的侦破难度极大。昆明的拐卖儿童犯罪多属跨省团伙作案，既无作案现场，又组织严密、网络庞大，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将孩子带出昆明，公安部门在侦破过程中难以找到线索。“专项斗争”虽然投入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但行政资源的大量损耗解决不了侦破技术上的困难，仅靠如此“被动”的侦破———解救模式，往往是投入大而收获少。
既然被动的、反应性的行政行为不足以遏止猖獗的犯罪，那么，我们就应该转而求助于更具有主动性、也更为经济的前瞻性行政行为。比如，在源头上预防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以为，前瞻性或预防性的“打拐”政策应包括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需求；二是改善民工的生活环境。
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需求意味着必须严惩买主。正因为有大量买主的存在，人贩子才有铤而走险的足够动力；买主将儿童当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对儿童的需求越大，人贩子拐卖儿童的收益也就越大；一个供不应求的买方市场是造成拐卖儿童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的根源。而在现行“打拐专项斗争”中，警方通常都是只打击卖主而不打击买主，“尽管法律规定也要对买主进行严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要买主不阻挠公安机关解救，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此“打拐”不能抑制买主的强烈需求，也就无法断绝人贩子犯罪的动力来源。公安机关只有依法对买主进行严惩，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够真正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需求；惟有如此，才可能从源头上遏止买卖双方的犯罪冲动。
改善民工的生存环境，则意味着应当给予民工子女必要的教育与看护服务。由于民工收入水平低，面对收费不菲的城市幼儿园，他们只能“望园兴叹”，不少民工只能将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或放任自流，让其独自玩耍，如此便为人贩子下手提供了便利条件。考虑民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政府有义务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合格且廉价的教育与看护服务，为这些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只要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使民工的孩子得到集中、安全的看护与教育，人贩子得手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所以，只有行政管制与公共服务双管齐下，才能遏止住买卖双方的犯罪冲动，才能让更多的孩子远离被拐卖的危险，最终拥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