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方玄昌 □杜斐然

　　汉字不应该为现代化的进程而牺牲，它应该是维系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

　　今天，我们要纪念五四或者检讨五四，评论其成败得失，还是期望能产生一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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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这种启蒙应该有很多内容，语言文字在其中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文化传达的载体。”

　　与青年学者余世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这段话相对应的是：今天的汉语言文字，被一部分文化人认为比五四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苍白。

　　汉语言文字的没落，未必跟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现代白话文，是自“五四”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通用语言的。

　　“从鲁迅开始，现代的短篇小说都是欧化的形式，语法上也都是欧化的。这可以说是五四的一个巨大成就，但是成就背后隐藏着危机。”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子东说。

　　许子东所说的危机是指：五四最激进的时候，甚至有人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许子东认为，这种激进的做法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改变日本人种”——鼓励日本女子多跟外国人生孩子有相似之处，它是亚洲国家在急剧走向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对自我文化的激烈否定。

　　“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顾城。”据许子东回忆，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一个英国人问顾城为什么写作，顾城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的汉语就像是用脏了的钞票，我的任务就是把它洗一洗。”

　　台湾作家白先勇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白先勇说，他写作的使命，就是要抗拒这种“内忧外患”。

　　“外患”指的就是整个西方的语法结构，影响了现代中文的各种写作。甚至一些很先锋的、评价很高的作家，很多的创作都十足的“翻译腔”。

　　“特别是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努力学西方，但他们又不看原文，所以学出来的都变成‘翻译腔’。”许子东说。

　　至于“内忧”，白先勇面指的是政治八股对汉语造成的破坏。

　　据余世存2000年做的一项研究，当年一整年中国人创造的新词语，总量不足100个，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政府创造的，文化界、思想界没有创造出多少东西。“而美国每年都要出一本词典，收录的都是新的术语和概念，其中每年不乏新的思想和观念。”余说。

　　“从这些方面看来，当代汉语很失败。”而且，余世存认为语言的贫乏，也反映了思想的贫乏，因为语言可以影响思维方式；他的观点得到许子东的认同。

　　许子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古代人认为语言是工具，但这个观念在20世纪的西方渐渐被否定掉了，一个叫做索绪尔的语言学家，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从这个语言学教程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形式就是内容，也就是说语言就是思想。

　　这也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基本定论——语言不是表现文化，语言就是文化。

　　在传统渐渐引起人们重视的当下，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力图重现汉语的美。

　　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废都》在情色描写方面颇有争议，但却被作家圈认为是一种反五四文艺腔——反五四文艺腔是目前很多作家创作的主题。

　　还有一部分现代作家试图用“明清笔记体”来挖掘文化中美好的东西，比如说贾平凹的《商周三路》和阿城的《伤亡》等等。

　　“这批创作是在欧化的汉语文坛上出现的一种比较清新的文字。可见想衔接‘传统’的努力并没有断绝，很多作家都努力试图保持这种东西。”许子东说。

　　事实上，五四后，虽然汉语的欧化是主流，但也有少数人在自觉“抗拒”它并坚持汉语的风格，其中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她的美文，跟五四前的《海上花列传》、《红楼梦》写法颇像，可惜却被当时的很多人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沉渣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