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方玄昌

　　几十年的“政治发烧”使中国人失去两件东西，一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掌握，一是对世界的认识。而古典文学，我觉得，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白话文如果没有古典汉语的熏陶，是很单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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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是一粒种子，应该落在广袤的大地里”

　　新闻周刊：今天的大陆文化圈中，汉语写作有着怎样一种现状？与之相对比，港、台等地又是怎样一种状况？

　　龙应台：如果一定要“以偏盖全”地来说，香港的汉文水准当然比较低，这和长年的殖民历史有关。殖民对于文化的伤害之一就是，殖民者的优势语言你不容易得其精髓，而自己的语言却又被长期边缘化，结果往往是脚不着地，两边落空。

　　台湾也有50年日本殖民历史，但是日本统治者对文化采取强势态度要到1937年才真正开始，时间不长。而在此之前，台湾本已有本土的汉文传统，在起点上就和香港不同。国民党来了以后，它的文化“保守”反而带来好处：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受到强调，人文古典的学习一直没断过，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在台湾也等于是一脉相传下来，平均的语文素质相较之下算是还好的。

　　大陆则因为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文学和语文教育都大受斫伤。文革十年固然是剧烈的文化断层，之前的政治指导文化、渗透文化也使得汉文的自然发展受到影响。

　　文字可以比做一粒种子，落在广袤的大地里，自由的成长，它可能长成顶天立地的参天老树；把种子放在盆子里要它照着框架长成盆栽，它就会变成扭来扭去的小盆栽。政治，就是文化的盆栽。

　　但是我同时觉得大陆人才济济，到处都是顶天立地的种子。我们要努力的是设法让种子落在大地里，不是掉进小土盆里。

　　“就文化而言，‘温和’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今天大陆的汉语写作处于一种没落、断层的状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这种没落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有何联系？

　　龙应台：五四的标志之一，是批判的精神。今天，大陆的批判精神在哪里？我是说自我批判，不是说对别人的批判。

　　再说，在五四对现状的批判里，有激进和温和之分。很多温和者，譬如胡适之，到了台湾，影响了好几代台湾人。激进者，抛头颅洒热血去追求心中的乌托邦。

　　历史跌跌撞撞走下来，我觉得，就文化而言，在历史“现场”中比较缺少群众魅力的“温和”，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文化本身，需要的是累积、是沉淀、是时间的淘洗和酝酿。而时间，正是“激进”所不屑的。

　　语文，像珍珠，在蚌壳里要从一粒沙开始酝酿，经不起任何粗暴，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古典文学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

　　新闻周刊：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汉语写作的传统？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使优美的古汉语在今天的语言、社会环境中处于更好的位置？

　　龙应台：几十年的“政治发烧”使中国人失去两件东西，一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掌握，一是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真正认识使人开放、宽容、理性，这种态度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古典文学，我觉得，是语文最厚实、最肥沃的土壤。白话文如果没有古典汉语的熏陶，是很单薄的。

　　我的意思是说，语文是思想的表达。没有思想的语文，是空的。有思想的语文，要真正的漂亮，要真正使语文成为艺术而不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古典的训练是不可缺的。

　　文革之后，大陆以经济作为优先的国策，但是在文化上要把失去的追回来，花的时间可能更长，要注入的心思可能更深。国民能不能用汉语充分表达思想？作家能不能把汉语的境界带到语言艺术的极致？盆栽是否能回到大树？这恐怕才真是立国之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