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韩福东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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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的陈明，被学界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1994年，陈明出版了第一辑《原道》。这是一本以宣扬国学为主旨的刊物，主要讨论“传统与现代”、“中体西用”、“文化重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等话题。

　　“公法评论”网站站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范亚锋，将《原道》看作是90年代最重要的民间刊物之一，“《原道》代表了90年代知识分子经过诸多努力所产生的一种比较健康的思潮。”范说。

　　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兴反传统力量，在与保守主义者的交锋中以大获全胜告终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新兴的思潮则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亲和态度。

　　伸向传统的橄榄枝

　　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消逝最快的一个世纪。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为先声，作为中华文明表征的儒教文明，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受到了持久的打击。1966年展开的“破四旧”活动，将这种打击发挥到了极致。

　　及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现实反差，刺激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学东渐”渐成风流。在此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中国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肇因于顽固的“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仍旧继续了其受批判的命运。

　　变化发生在90年代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国学热”适时产生。

　　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是较早提出“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主张的人。

　　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他所称的“儒教自由主义社会”进行考察之后，刘军宁得出儒教可以和自由主义成功对话的结论。在他看来，破坏传统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从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

　　进入21世纪之后，主动向传统思想伸出橄榄枝者更是络绎不绝。

　　时常参与政策制定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最近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仁义礼智信的宪政主义”的概念。而著名学者甘阳，最近也提倡文化“复古”，他认为，成功的改革必然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传统的百家争鸣

　　2004年4月4日，陈明在天津南开大学作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鼓吹“文化保守主义”，对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因而与刘泽华的学生发生了言语上的冲突。

　　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冲突，经常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间展开。北京天则研究所经济学家盛洪，在其几年前的作品集《为万世开太平》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中国的经济崛起之后，必须要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学者何家栋为此撰文批评，称其为“文化不自觉的典型文本”。

　　事实上，在对中国的传统资源作价值评判时，几乎没有人持完全相同的观点。

　　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在“老子与自由主义及执政学”的研究上颇有建树，老子的理念在其参与制定环保政策时也时常发挥作用。

　　但当与记者谈到儒学时，杨鹏却表现出一种排斥的态度，对他的朋友——陈明和倡导“政治儒学”的“新儒家”蒋庆的很多观点，他也表现出不以为然。

　　从对传统进行重新审视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中国的未来开出了不同“药方”。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出“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希望能够发动一场遍及全球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

　　刘军宁则对“五四”进行再思考，并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存在错误认知。“他们认为可以离开传统，把传统变成一块白板，然后重新写东西。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刘军宁主张，中国传统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无法独立开发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来，因此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是必要的。“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会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刘说。

　　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与非的争论仍在，并且其观点的多样繁复甚至并不比近一个世纪前少，所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情绪中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