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传
据4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攀爬公共设施，以自杀相威胁来维护个人权益，西安市公安局近日发出通知指出，这种行为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警方将根据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予以严惩。
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自杀相威胁来维护个人权益，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性根源，不针对这些根源对症下药而靠“高压手段”换取暂时的安定，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对策。
人的生命至可宝贵，除非迫不得已，没有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管用的权益救济渠道越来越少。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发生权益纠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从政府和社会角度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为公众提供公正、有效、便民的权益救济渠道。目前，这种由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正式维权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体系内部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其中包括司法系统的介入。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政府权力运作的不规范甚至滥用是导致侵权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维权”往往就是一个“民告官”的过程，作为当事人的政府部门显然是不会主动承担责任的，而上级政府的介入往往是用上访的血泪与艰辛换来，上访的路途上不仅有当地政府的围追堵截，更有上访之后犹如石沉大海般的等待和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打击报复。况且，如果案情不严重，没有牵涉到人命，上级部门一般是不会受理的。
至于司法途径，由于其复杂的程序、高昂的诉讼成本以及并不总是公正的审判立场，将众多无权无钱的权益受损者堵在了门外。可见，政府渠道因成本过高、结果不确定而丧失了对公民的吸引力。
另一种渠道是借助新闻媒体，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从外部给政府施压，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核心媒体的曝光是目前侵权事件引起高层重视的重要原因，但有限的新闻监督大有杯水车薪之感，更何况并非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能有敢于报道的勇气。
严格的程序、复杂的关系、高昂的成本、重大的案情是通过正式渠道维权的4个必要条件。当没有关系、没有权力、没有金钱的普通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惟一可以选择的途径就是“自我维权”了。而除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还有什么资源来自救。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以生命相威胁，从而引起媒体关注继而引发高层重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西安市对“自杀维权”的打压，无疑会增加“自我维权”的成本。在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正式救济渠道没有得到改善之前，这种措施只能压抑其维权的愿望，却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权益受到侵害的愤懑。如果没有一种“解压阀”机制，不能及时让民众的不满情绪得以发泄，就会构成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尤其是当受到压抑的是一个群体时，其潜在危害性更大。
“自杀维权”现象固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但如果我们从公民的立场上反思时，就会发现，更多的责任在于政府和社会。鉴于此，笔者呼吁，严惩“自杀维权者”的政策要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