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黄金周”，人们的心情苦乐参半———乐的是终于可以有一段时间来兑现自己的旅游计划，苦的是从长途乘车到景点观光处处人满为患，出行旅游质量下降、价格飞涨不说，景点也只能走马观花。哈尔滨的一部分市民甚至把五一出行说成是“被迫离家出走”———黄金周出行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如果不在长假期间出行，他们很难再觅假期。人们不得不对黄金周的“热”旅游进行理性的冷思考，“带薪休假”的呼声再起（昨日新华网报道）。
说“带薪休假”的“呼声再起”，一点也不为过。在去年非典肆虐之时，广东省部分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就表示，赞成国务院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同时，还建议以此为契机实行以“有薪年假”取代“政策长假”。
带薪休假的说法，在国内很早就已提出。1991年国务院下发了恢复休假制度的通知，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更是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享受带薪年假。可是，无论是于法于理都有必要实行的制度，却迟迟难以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劳动法》虽有原则规定，但没有出台相应的实施办法，也没有规定如果不实行的话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所以，很多单位对此不予重视；另外是观念上的问题，如果实行带薪休假，加上公众假期，职工一年可以享受120多天的假期，有些私营老板认为“我付全年的工资，凭什么让职工三分之一的日子歇着”，于是就不允许职工休假。
其实，带薪休假是劳动者一项重要的权利，按照国际惯例，带薪休假应该和月薪、奖金、年终分红等现金报酬一起写进劳动合同。在中国，劳动者对休假的重视程度很有限，休假在很多情况下被打了折扣，甚至转化成补贴或加薪，就是被“牺牲”掉了通常也不敢提出异议。
实行带薪休假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利用带薪假期，可以自由安排个人生活，灵活制定度假、休闲计划，多元化、现代化的休假方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由带薪假期而带来的分散休假，避免了集中休假的弊端，减少了国家每次因为“黄金周”在社会管理上的成本，避免了因为人群聚集所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减少传染病交叉感染的几率，减少人口拥挤可能带来的交通事故，减少过量游客给景点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等）。
把七天长假习惯性地称之为“黄金周”，是因为这几天能带来商业销售的兴旺。这也是分散休假没有实行的一个原因。不过，在一定时间里，人们的消费支出也是有限的，分散消费的总量和集中消费的总量应该相差不多，在黄金周里集中消费，在节后便常常会减少消费，一些商场在节后立即转入“萧条期”，就是明证。
带薪休假制度利国利民，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调整现行长假政策，尽快予以推行。本报评论员艾君（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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