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这几天，人流在全国涌动，东南西北的人们正在进行一次临时性的大交流。“黄金周”又来了，处处人流正是“黄金周”的典型特征。
把为期一周的长假称为“黄金周”，显示出长假的经济特性。这是旅游业的黄金时
节，是服务业的黄金时节，是运输业的黄金时节，“黄金”就在人流之中。“在家千日好”，关在家里，一切安好，是不能产生“额外消费”的。“出门一时难”，出得门来的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黄金周”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一直带动着井喷式的消费浪潮。
明确的经济动机和显而易见的经济成效，使“黄金周”更多地被人进行经济解读，各地在每个“黄金周”后必然发布的经济捷报，强化了人们对“黄金周”经济特性的认识。而事实上，“黄金周”的意义不止于经济。在观察者眼中，“黄金周”凝聚了国家政权对人民群众的关心，顺应了人民群众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充分地实现了公民的休息权，而且人来人往也反映着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景象，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
尽管“黄金周”的假期，实际上是把前后临近的周末假日集中起来所实现，并未真正增加人们的休假时间，然而对假日的集中使用，还是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一个相对集中的休假时间，使人们有机会安排自己的休闲计划；哪怕不出门，在家里睡几天安稳觉，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尽管在家里睡觉也许并不符合经济界人士对“黄金周”的期待。
庞大的出门消费的人群，在显示“黄金周”前述各项“重大意义”的同时，带来了相当大的“幸福的苦恼”。服务行业在忙着数钱，也承受了人流的强大冲击和业务因“黄金周”而暴热暴冷的震荡。人口大流动使所有服务资源处于过度使用的状态，同时它所蕴含的安全问题也使人大有隐忧。出门在外的人们几乎不可能真正在享受中消费，他们的兴奋劲儿在拥挤中被消耗掉了不少，“到处是人”的抱怨哪怕不足以抵销他们游玩得到的乐趣，至少降低了他们“尽兴而归”的程度。
正是巨大人流的挤压，使“黄金周”几乎在2000年第一次出现以后，就承受着轻度的质疑。而随着“黄金周”现象一次次出现，质疑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今年早些时候，就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黄金周”一窝蜂的休假形式提出改进意见，应该“考虑将黄金周扩展成黄金月甚至黄金季”，以更加合理地利用社会和自然资源，使消费者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此，应当完善带薪休假制度，让人们自己安排休息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可以预见，取消带有明显人为安排特性的“黄金周长假”，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全国人民集中大旅游的状况会立即改变，平稳增长的旅游、交通客流将会形成，休假的人们将得到更好的服务。然而，这一设想又迅速遭遇了“黄金周不宜取消”的声音。主张“不宜取消”的人认为，黄金周后消费低迷的状况可以通过适当的促销措施得到改变，而带薪休假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在一些中小城镇甚至发达城市的小企业，企业为了维持生存或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周休息两天都难以得到贯彻”，“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们实行带薪假期，就太理想化了”。
更多地看到了“黄金周”的弊病的人，把带薪休假作为“黄金周”的替代，是不增加休假总时间，而只改变休假时间安排方式的方案。这一方案的不周之处正如反对取消“黄金周”的人所说，黄金周长假与带薪休假并不矛盾，“带薪假期与黄金周休假是两个休息权”。尽管如此，主张“黄金周”不宜取消的人士，显然并不主张实行另一个“休息权”，理由则是完全的企业主立场，好像企业主不执行国家法定休息日制度，不是一件需要强制其改变的一种现象，而应当“给予宽大”。就这样，无论主张取消“黄金周”长假，还是反对取消“黄金周”长假，进行着一场纯粹的“经济”争辩。
然而，休假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多的闲暇不仅带来新的经济机会，还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必然。从根本上讲，带薪休假是一种国家强制劳动力雇佣部门加以执行的社会福利，也是现代社会中劳动者应该得到的一项权利。怎样安排带薪休假的时间，本是个人有能力自主也应当自主的事情。从大方向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走向更加人性的轨道，“黄金周”的弊病要减少，不应当是取消“黄金周”，而是降低“黄金周”的“稀缺程度”，即应当考虑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黄金周”的苦恼，是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对时间更多的自主支配，不会有人反对，因而不会有人真正反对“黄金周”长假，但“黄金周”中无处不在的人流确实在消耗着人们的假日期待。对于正在成长的中国来说，让休假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非常时刻”，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带薪休假哪怕不能立即实现，也不应当是一个遥远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