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李荣5月9日报道：人口不断增长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形成持续压力。但作为我国主要口粮作物的水稻生产已受到日益严重的干旱缺水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增产潜力受到明显制约。在记者最近所作的调查中，专家们普遍认为，传统水田已相对饱和，目前利用率尚不高的旱地和“望天田”（即单纯依靠降水灌溉的农田）将是未来稻谷发展的主要空间，抗旱稻谷的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应纳入国家粮食发展战略。
水稻：存在缺水之忧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良恕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未来20年中我国用水缺口可能会逐步放大。而在此有限的用水量中，农业用水占到七成，水稻用水又约占农业用水的六成。我国水资源条件根本无法支撑传统水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全球变暖等气候条件的变化，我国旱灾发生的频率和范围都在加大，现有水稻生产规模也受到影响。据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研究员说，干旱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春旱发生机率在北方稻区为60％至80％，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为40％以上；伏旱发生机率在西北稻区为60％至70％，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为40％至50％；秋旱更是普遍发生。南方稻区虽降水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每年都有局部性季节性旱灾造成水稻减产。缺水的西部地区甚至出现全年性干旱，不少地区难以继续维持水稻的生产。据专家预计，至2030年我国稻谷年需求量可能达到2．56亿至2．72亿吨。而目前国内水稻年总产量刚刚接近2亿吨。由此，未来30年间我国稻谷年产量刚性增产空间将达7000万吨左右，才能维持中国的粮食安全。由于传统水稻发展受限，专家们认为未来出路在于10多亿亩旱地和“望天田”的开发，而旱地种植的必须是抗旱性、耐旱性较强的稻谷品种，所以抗旱稻研究应该尽快纳入国家粮食安全体系之内，作为国家粮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取得其应有的地位。
抗旱稻：研究已有突破虽然我国旱稻栽培历史较长，但国家有针对性的旱稻研究起步却晚，投入也少，抗旱稻的基础研究基本还属于起步阶段。但近年来国内一些主要农业研究机构在这方面的科研取得了一些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育成了一系列抗旱性能稳定、米质较好、高产的抗旱稻品种。最近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首席科学家罗利军研究员为主的研究团队又取得一个更为关键的突破，育成世界上首份杂交旱稻不育系，这表明旱稻杂交三系已完成配套，由此可选育更为优良的杂交旱稻组合。卢良恕院士说，稻谷抗旱育种包括在旱地种植的旱稻及抗旱性较强的水稻两部分，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水旱各宜，选择种植。后者适应面更广一些。而真正在旱地种植的旱稻估计未来的发展空间在5000万亩左右。据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专家估计，我国现有2亿至3亿亩沙丘、盐碱地及南方山区的旱地，如能开发一定的面积种植杂交旱稻，可年增稻谷250亿公斤以上。在近10亿至15亿亩的旱地作物内如能间种或套种一部分杂交旱稻，可年增上百亿公斤稻谷。此外，传统低产的旱稻及靠天雨种植的水稻田如改种高产旱稻品种，又可年增稻谷约50亿公斤。种植旱稻还可缓解因过度灌溉产生的土壤盐渍化，减少水土流失，产生生态效益。
抗旱应上升为国家粮食战略但目前抗旱稻研究的规模和量级，与我国未来稻谷增产将倚重抗旱栽培的发展趋向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抗旱稻研究资金来源有限，立项规模基本是局部性和地方性的。比如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育成世界首份杂交水稻不育系这一重大突破，其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上海地方政府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这很难体现出国家未来粮食安全利益之所在。二，总体而言抗旱稻研究在整个国家稻谷科研体系中尚处于边缘状态。国家收集和保存了6．7万份稻种资源，对其中2万份进行了抗旱性鉴定，但只停留在简单的形态及作物学特性的鉴定，缺乏生理生化特性鉴定数据。水稻抗旱性遗传研究尚处初级研究阶段，基因定位、基因克隆分离等研究开展得很少。目前生产上利用的抗旱品种基本是老品种和地方品种，不良性状多。抗旱稻高产栽培配套技术研究也有待深入。三，由于抗旱研究在水稻科研领域的边缘化，致使农民对抗旱稻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即使栽种也基本处于粗放管理状态，所以抗旱稻长期以来产量低，品质差，新品种、新技术推广示范较缓慢。上海农科院副院长顾晓君研究员及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专家建议：国家应明确将抗旱稻研究纳入国家粮食发展战略及粮食科研体系之中，建立各类扶持和投入制度；尽快形成抗旱稻科研中心平台，以汇集各地及各相关研究力量，形成合力，建立抗旱稻研究的资源、人才、资金及服务一体化机制；将杂交旱稻纳入目前已形成规模、在国际上领先的杂交水稻研究体系之中，充分借助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推动杂交旱稻研究。在育种成功之后，尽快形成育种、制种、售种及种子买方多方面“共赢”的机制，以利于杂交旱稻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