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现在，这部分人挖完了一桶又一桶金,的确富了起来。但富起来并不是一切。

　　他们中的不少人并没有因为富裕而感到幸福。他们仍在为人身和财富的安全而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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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他们周围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富起来,有着重大关系。

　　更多的人富不起来,先富起来的人也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以促进社会公平和财富再分配为主旨的慈善公益之举,恰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际,成为了热点话题,其复杂的内涵却又远远超出了慈善二字。

　　于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赚到的钱,到底怎么使用才更合适、更有效？

　　或者,如何才能使背负的巨大财富,不要成为炸弹和肿瘤？

　　──这不仅是富人面对的严重现实,更成为中国当下的紧迫课题。

　　在胡润和福布斯分别于5月初推出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前夕,北京又传出数十辆小区私车被严重划伤的新闻。车,大都是好车、名车。

　　在此之前,首善之区已发生过多起豪华私车被砸、被划事件,每次常是好几十辆。作案者很难归案。

　　对于案发原因,有着种种猜测和解释。其中一种议论,认为这后面或不可排除病态仇富心理。

　　“赎罪”

　　由于转型时期机会分配不均,排斥了很大一部分人凭能力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必然要引起社会下层阶层的不满或愤懑。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发生社会或企业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钱人也和穷人一样感到焦虑。富豪被杀、被打、被绑架的新闻频频传出。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心态扭曲,走上了雇凶杀人这样的对抗现代文明的道路。

　　慈善榜在这个特定时刻诞生,有着中国时代背景。

　　胡润提到,去年他做《2003中国大陆百富榜》分析的时候发现,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5岁,而比尔.盖茨正是从45岁开始他的慈善事业的。这一有趣的发现让他相信,在中国做一个慈善榜的时机应该成熟了。

　　然而,中国与美国不同。除了这个45,另外一些数字也值得一提。

　　在中国,80%的财富为不到20%的少数人所有,但这2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到总量的10%。

　　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关键时期。

　　中国年人均收入低于637元温饱线的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收入高于温饱线但低于882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为5617万人。上述两类人合计为8500万人左右。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直逼警戒线。

　　有人提出了富豪“原罪”话题。不管怎么说,假如富人与穷人不再能对等尊重,财富和道义不再能无间融合,那么,支撑13亿人的社会生态就会出现最可怕的断裂,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也会在中国呈现出它的魔影。

　　虽然,慈善榜是由外国人做出来的,但在如此国情下产生的中国慈善家,不会是比尔.盖茨。

　　胡润版慈善家的地区分布

　　浙江11人

　　上海、广东各9人

　　北京5人

　　江苏3人

　　四川2人

　　河北2人

　　陕西2人

　　贵州1人

　　天津1人

　　重庆1人

　　山西1人

　　辽宁1人

　　吉林1人

　　福建1人

　　部分善行

　　慈善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8岁,比《中国大陆百富榜》年长3.5岁。

　　胡润解释说,慈善通常是企业家“退休”以后才做的事情,所以慈善家排行榜的平均年龄通常都比富豪榜的平均年龄大,国外也是如此。不过最近人们的慈善观念开始转变,开始实践“及时行善”的新思想。

　　40岁以下的慈善家(包括40岁)共有14位,其中最年轻的是31岁的盛大网络的陈天桥。他同时也是上海青年基金会的副会长,2003年的捐款总数达到1000万元。他在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安徽等地都建立了希望小学。

　　榜上最年长的慈善家是82岁的余彭年,他1983年在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始行善义举,20多年来善举不断。他还将自己投资兴建的深圳彭年广场和五星级的深圳彭年酒店经营所得的纯利永久捐献给中国科技、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同时他明确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全部财产将不留给后人,而是全部捐赠给社会慈善事业。

　　另一位年逾古稀的慈善家是山西闻喜县的李春元,他是已故知名企业家李海仓的父亲。李春元已向社会各界捐资2000余万。另外,他还以企业和儿子的名义累计捐款6000余万元用于当地农村修路建桥、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

　　浙江的企业家显然是最乐善好施的。榜上14位企业家是在浙江出生的,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

　　浙江人向来以勤奋、团结而著称,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走得更早,而且大都历经磨难,痛苦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显然与经济发达程度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排在前5名;而如果再从企业家的出生地考证,就可以看出地区经济类型的差异,浙江是输出企业家的地方,而上海则是对企业家最有吸引力的──总部在上海的企业有9个,在上海出生的只有4个。这个规律跟《中国大陆百富榜》完全一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都由国家负担,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

　　但在一个弱者福利不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时代,公益慈善的意义便显现了。

　　但是,及时行善会否根本改变目前的收入不平衡状况呢?从财富榜向慈善榜的过渡,仅仅是把问题提了出来。

　　就胡润慈善榜看,50名富豪捐出了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这连三峡大坝投资的零头都不到。

　　一位分析人士提醒《?望东方周刊》,2003年的特殊情况是SARS的爆发,很多地方政府都动员富豪捐款,正常年份未必有这么多的捐款。即使如此,这些捐款也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相符的。

　　这50个慈善家中,有的在胡润的“百富榜”上,有的不在。比如世纪金源的老板黄如论,他捐了2.1亿元,是慈善榜上的冠军,但是在2003年的400富人榜上,他只排第311名。

　　胡润说:“对中国来说,慈善还是个比较超前的概念。我接触到一些网络时代的富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拓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太年轻了,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百富榜第一名丁磊没有进入慈善榜。

　　但慈善榜能否反映真实捐款情况,值得怀疑。靠行善能否改变贫富差距现状,更值得怀疑。

　　实际上,历史上无数人都曾经希望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来消除不平衡现象:将富人手中的金钱分给穷人们。但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现代国际资助项目的实践都证实,依靠金钱作为惟一解决办法不能够帮助穷人走出贫困。关键的解决途径是财富创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富豪不抵一般群众

　　慈善榜的推出,只是传递了有关富豪们的多元信息。而这方面的信息,之前是单向度的,即:仅反映企业家自身财富增长的情况,而不反映他们反哺社会的情况。

　　“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凭借自己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震惊了世界,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同样成功地把握散财之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胡润说。

　　这样的责任,目前来看,仍不太令人满意。据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在7年中,筹集的善款近12亿元,其中海外50%、港澳台10%多一点,内地捐款只占30%。”又据悉,这30%中企业、个人所占比例不高。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电话访问时,阳光文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澜对她名列慈善家第六位有点意外。杨介绍说,此前,胡润曾经向她的先生吴征询问过慈善捐助的事情,但后来就没有在意。

　　杨澜说,她个人并不愿意来排这个榜单,因为这样排榜单“会给很多人压力”。

　　杨澜也强调,她并不是每年都会捐这么多钱,“以前每年东捐一点,西捐一点,后来想还不如把这些钱集中起来,做些事情”。

　　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不赞成做慈善榜。崔回忆说,1991年华东水灾的时候,让他最感动的还是普通群众的捐款,捐款数额占了大部分,超过了企业和富豪。

　　崔乃夫曾经组织翻译过《美国的慈善事业》这本书,知道美国一般群众的捐款占整个慈善捐款的70%。

　　崔乃夫说,有钱人的捐款,有些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但也给企业做了宣传,未必是出于内心。但是“做好事总比不做强”。

　　崔乃夫说,慈善榜使得慈善事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让幸福超越财富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慈善环境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慈善意识正在升温。宪法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使得人们怕露富的心态有所好转。

　　实际上,对慈善的讨论,有可能促使中国企业家去关注另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按照胡润的分析,一个企业要长期稳健地发展,要做成百年老店,必须从以关系为中心向以价值观为中心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富过三代。慈善理念就是价值观的一部分。

　　他认为,从个人的角度说,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依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要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崇高感。现在,中国企业家离这个阶段越来越近。

　　这也迎合了时下正被讨论的一个“幸福学”话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发展经济?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不证自明,但事实上值得深思。增进经济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指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终极目的不外乎两方面,第一是求生存,第二是求幸福。

　　然而,根据奚的研究,经济增长对富人的幸福影响甚少。对于穷人来说,财富的增长能够带来幸福程度的提高。但是,一旦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财富与幸福的这种相关性则变得微不足道了。一个年均收入3万元的人要比年均收入1万元的人幸福得多,而一个年均收入10万元的人和一个年均收入8万元的人的幸福程度却相差无几。

　　在奚恺元看来,追求幸福,并非仅仅指对吃喝玩乐和安逸的追求,而是指对一种广义的心理健康和满足的主观感受的追求,包括精神和思想领域享受的追求。

　　人们或可从慈善榜之中,看出更多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 （记者/朴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