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呼和浩特5月10日电（记者惠小勇）说起“二人台”，不能不提走西口。作为扎根于泥土、扎根于基层、扎根于蒙古、汉人民心中的“平民艺术”，“二人台”的兴起、发展与清朝中叶以来内地贫苦老百姓的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口是指今山西右玉县境内紧邻内蒙古的杀虎口，因其位于长城的另一个通道口——张家口的西面，故称“西口”，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
或走口外。“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远赴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他们生活的苦、创业的难、真挚的情，化为早期“二人台”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绵厚苍凉的醉人曲调。
今年80岁依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的内蒙古“二人台”学会会长王世一介绍说，早期“二人台”的曲调除了走西口移民带来的秧歌、道情、社火码头调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盛行于土默特旗一带的蒙古族民歌坐唱——蒙古曲儿，演唱时蒙汉语言兼用，蒙歌汉唱或汉歌蒙唱，这种蒙汉交融的唱法被称为“风搅雪”，也叫蒙汉调。如广为流行的《喇嘛哥哥》就是由鄂尔多斯民歌《十五的姑娘》的曲调衍化而来。
早期“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一般为一问一答的二人对唱或自拉自唱的单纯演唱，俗称“打坐腔”“打玩艺儿”。约在120多年前的清朝光绪初年，二人台由“撂地摊”式的打坐腔改为化妆表演的拉场戏，剧中人物由原来的一旦一丑两个角色发展成为分别串演几个不同人物的表演形式，由于角色更换频繁，演员来不及换装，只能换顶帽子或头巾，被称“抹帽戏”，唱腔也出现了快、慢、流水等板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实现了“二人台”由说唱向戏曲形式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奠基人是民间舞台上活跃50多年的蒙古族老艺人云双羊（1857－1929），至今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还保留着云双羊用过的“二人台”乐器。云双羊之后，经过计子玉、樊六、班玉莲、刘银威等一大批艺人的创作和发展，到上世纪40年代，形成以戏曲为主，说唱、歌舞和牌子曲兼备，比较成熟的“二人台”艺术。
“二人台”的乐器最初仅有四胡、扬琴、笛子，民间称之为“三大件”，以后又陆续增加了用竹片制成夹在手中拍击的“四块瓦”以及梆子、锣、鼓等乐器。“二人台”的道具有手绢、折扇、霸王鞭。“二人台”的唱词趋重于白描，道白运用民间俗语、串话、歇后语、顺口溜等，充满了幽默风趣的特点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有《走西口》《爬楼》《红云》《绣麒麟》《跳粉墙》《珍珠倒卷帘》《送情郎》《打秋千》《打金钱》《阿拉奔花》《海莲花》等200多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组织“二人台”的新老艺术工作者，对传统“二人台”的剧目和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将其中的优秀剧目灌制成唱片或拍成电影，面向国内外播放。还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的新作品，如《秀兰挑女婿》《宝山参军》《一贯害人道》《妇女代表》等，受到城乡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