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万里现年59岁，大学文化，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农民家庭。卢万里曾任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他的堕落，完全是其纵容自己内心贪欲的结果。卢万里自甘堕落，“跳水”捞钱的一个转折点是在1997年。这年贵州省政府换届，有一个副省长的职位空缺。已调任省交通厅厅长的卢万里自认为此缺非己莫属，结果却是旁落他人。对此，卢万里感到仕途希望破灭，心灰意冷，转而寻求经济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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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与卢万里曾共事多年的同志认为，他犯下大罪、与党离心离德并不太令人意外。卢万里过去工作勤奋的背后，实际上渗进了太多的功利，他是想以此作为向上攀升的政绩，满足自我欲望的恶性膨胀。

　　两面人生工作假象掩盖贪污受贿

　　卢万里在“两规”期间这样描绘自己初次“下水”时的心情：“1998年6月份，我收到第一笔贿赂款的时候，我有生以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钱，是上百万元，当时也很怕，晚上是睡不着觉的，觉得这是个杀头玩命的事情。但也有个侥幸心理，认为不一定会被发现。我不说，对方也不会说，我把钱藏紧一点，就不会有事的。”为确保安全，卢万里对收受钱财有自己独特的行为原则，如选择受贿对象、得了别人的好处，就在工程上给对方回报、物色培植收钱对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

　　为了给自己打气，力图给人一种全心全意干工作的印象，卢万里总是到处讲自己为申请项目、协调资金，一年要出差20多次。他还到处作报告，描绘构建贵州公路建设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的确让饱受交通之苦的贵州人心潮起伏。

　　重使用 轻管理 心术不正为何还能重用

　　卢万里心里其实很清楚，这种“克己奉公”的包装并没有多大保险系数，必须寻求建立更可靠的安全保障。1998年以后，卢万里先后给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另案处理）的老婆和孩子安排了5个标段的公路工程，让他们从中大赚其钱。在他看来，只要将刘方仁这个“封疆大吏”绑在同一条腐败大船上，才算具备了抗击风浪的能力。

　　卢万里案件对干部的考察、管理、培养和使用极具警示意义。

　　据有关人士介绍，早在卢万里任交通厅办公室副主任时，就发生过一位女人到厅里找卢寻死寻活的事情，此事一时间成为干部职工议论的花边新闻。后来卢与他人勾结，与港商联办运输公司，借合法手续倒卖汽车，直到在广东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才被当时的厅长发现并予以制止。

　　卢万里如此心术不正，为何还能一路高升？一些干部认为，考察政绩、选拔使用干部只有真正做到走群众路线，坚持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做到管理和监督工作“关口前移”，做到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才能见微知著，及时发现问题。

　　对于像卢万里这样心术不正的干部，有关党组织未能及时打招呼，提个醒，反而“一胖遮百丑”，抬着，捧着，才使这类干部小节变大恶，从小腐败变成了大腐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痛定思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贵州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长、交通厅党组成员龚仕金认为，卢万里一案除其个人私欲作祟外，还反映出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一把手”的监督失控问题，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如果“一把手”个人品质不高或道德滑坡，就容易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一旦其萌生虎狼之心，就可能弄出惊天大案。而实际上对“一把手”的监督往往是最薄弱的。卢万里案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

　　贵州省纪委有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政企不分也是滋生卢万里腐败大案的主要温床。卢万里既是厅长，又是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必然失去公平、公正，必然为权力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他可以随意越级提拔任用自己的心腹，使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钱权交易关系，形成既得利益团伙和腐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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