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机制上的创新，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理论支撑，实施起来也并非是多难的一件事———它们之所以在太湖流域开花结果，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治污的关键并不在技术上的“能不能”，更在于观念上、决心上的“肯不肯”
在距2005年只剩一年半的时候，本应在“十五”期间完成的“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项目中，“50％的项目尚未动工，70％的资金未能到位，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等方面
形势依然严峻”———对此，近日新华社的报道称，“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进展迟缓”。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日前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会上表示，“太湖流域的治理速度和效果比较理想”———而这，显然又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报道说，目前除部分出入太湖的河流外，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已基本达到“十五”治理目标。“太湖湖体主要污染物不断减少，富营养化状况减轻，太湖水正在逐渐变清。”在一些地方对水污染防治颇有畏难情绪的情形下，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的进展，无疑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这一事实说明，建立重点流域良性治污机制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关键是我们的认识必须到位，措施必须落实。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重点流域的水环境压力日益加剧，这是许多地区面临的共性难题。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成功探索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比如，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的治污投入机制，推动治污项目的建设；实施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大力推广先进的水污染防治技术，等等———应当说，这些机制上的创新，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理论支撑，实施起来也并非是多难的一件事。因此我们认为，它们之所以在太湖流域开花结果，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治污的关键并不在技术上的“能不能”，更在于观念上、决心上的“肯不肯”。
而解决这种观念上、决心上的“肯不肯”问题，归根到底，是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观问题，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落实到地方官员身上，同时也是确立什么样的政绩观问题。可以说，污染治理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方政府执政理念、立场的检验。
这并不是拿大帽子吓人。实际上，如果不解决好发展观、政绩观的问题，就难免出现这一类的情况———比如，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把水污染防治视为费力不讨好、给前任收拾烂摊子的苦差，一些人难免产生消极怠工情绪，认为“与其把资金和精力投到治污上，不如投到更能拉动GDP增长的项目上”，等等。最终，在治污问题上，应付上级时说得轰轰烈烈，实际做起来则冷冷清清。
当欠薪问题成为危及一些地方社会安定的矛盾焦点时，有媒体提出“还债也是政绩”的观念，令人们对政绩两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在我们一次次付出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之后，在逐渐认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之时，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治污也是政绩”———这种政绩是从长远计，从一个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的政绩，是真正造福百姓的政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