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

　　童大焕

　　4月27日上午，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学生回家后被确诊为“非典”病人。这名学生所在班全体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发给他一封慰问信，希望他早日康复，并鼓励他“你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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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勇气，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主动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尽早地摆脱病痛。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你，绝不会让你掉队……”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可贵的宽容（《中国青年报》4月29日）。

　　关于“非典”期间大学生该不该回家的讨论成了高校的热门话题。讨论中，随着国务院和教育部要求限制学生离校的通知出台，对回家学生的口诛笔伐逐步升级：“逃兵”、“叛徒”等等斥责不绝于耳。还有人说，一旦发生战争，这些80年代出生的学生肯定是“民族败类”、“汉奸”。但也有一些网友呼吁不要再给这些回家的同学施加压力。

　　我自始至终都不赞成学生擅自离校回乡，因为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也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当然，这个“不负责任”正是由缺乏理性造成的。但我同样不赞成对已经回家的同学一棍子打死，我不希望他们在同学们的歧视和嘲笑中抬不起头来。对已经回家的同学，我们首先应该一分为二地看。4月25日是个分水岭。

　　我赞成对4月25日教育部发布限制高校学生离校通知后，仍然拒不听从学校要求而离校的学生给予适当处分，因为这部分人离校既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比较严重的不负责任只顾自己的表现，而不再是“缺乏理性”可以解释的。

　　但是对于4月25日之前离校的同学，我们至少应该抱着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在那个时候，人们掌握的信息是比较混乱的，每个人的信息收受，都受制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信息掌握的不同，对时势的判断可能就不同，加上政府和学校还没有足够的引导，人们做出种种不同的选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走还是留，有时只在一闪念之间，但基本上都只是理性与冲动问题，无关道德高尚与否。对这部分人，如果他们是学生干部，他们的离开导致学生工作无法开展而换人，我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视之为处分，而斥之以“逃兵”、“叛徒”、“民族败类”、“汉奸”，是不公平的，本身也是冲动而缺乏理性和不负责任的。

　　一场特别的、突如其来的事件或灾难，固然“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固然能看出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是否镇定自若，但并不足以完全检验一个人的品德高下。比如洪灾来临时，平时一些品行不端者，关键时刻也会奋不顾身地冲在第一线甚至献出生命。留下的，并不都是好汉；临阵离开的，也并不都是一贯品德不佳者，尽管他们比一般人可能显得懦弱和缺乏理性些。因为这样的选择，往往包含着巨大的偶然性。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比别人具有更多的道德优越感。

　　我们呼唤理解，呼唤宽容。一场危机和灾难，会促使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学会更加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许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成熟起来。这本身就是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可以讨论责任，并从中促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检讨自己的作为，但它的方式方法绝不是排斥和孤立。

　　教育的目的，应该着眼于孩子的未来，而不是对孩子的现在和过去耿耿于怀。同时，教育不仅要教会人们学会独立、理性地思考，也应该教会人们学会宽容。

　　宽容比责难和孤立都更有力量。在任何时候，宽容都是自信的表现，也是让人信服的必要条件。

　　(厦门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