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曾因手拿《宪法》抵制强制搬迁的北京老人黄振再次引起关注。据5月11日《新京报》报道，5月1日起，他和妻子走上了街头，在马路边支起三弦，用自编的京韵大鼓向路人披露自己的遭遇，用歌声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还相信《宪法》。”坐在废墟堆上，黄振对围观的街坊说。
黄振老人对《宪法》的信赖让我们感动。“以宪阻拆”，近来屡屡出现在报端。除了
黄振老人外，广州市艺术村的也曾居民打出“捍卫《宪法》”的横幅标语以对抗政府的强制拆迁令，河南省开封市的38户居民，以宣传《宪法》的方式抵制政府对其房屋的拆迁。——宣传《宪法》作为新《宪法》颁布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还是让人觉得意外。
我们知道，《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只是对国家事务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想使《宪法》确定的精神得到落实，还要制定普通法进行细化，比如新《宪法》确立了“拆迁要补偿”以及“私产不受侵犯”的原则之后，还要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体现出《宪法》的这一原则，尤其是在《宪法》司法化尚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普通法的意义和作用更加重要。
因此，假如说在“人”与“法”之间存在一个可以丈量的距离的话，公民与《宪法》的距离一定比与普通法的距离“远”。尽管在人们的心中《宪法》有着神圣的地位，但公民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往往使用普通法而不必用《宪法》，因为普通法（包括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更强的操作性，对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有着详细的规定。
对拆迁而言，按说从国家颁布的城市拆迁条例到各地纷纷出台的拆迁实施办法，更接近被拆迁人，应该是拆迁户伸手可及的“防身”武器，但是，现实是在阻止强制拆迁时，拆迁户反其道而行之舍“近”求“远”，放弃了手边的“武器”，对相对较“远”的《宪法》表现出了极大的信赖。这是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宪法》中有了“拆迁补偿”和“私产受保护”的内容，另一方面目前实施的相关条例和各地出台的规章，大多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对待拆迁户。拆迁补偿标准往往局限于原有房屋的价值，而很少考虑房屋所附着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拆迁费用、建安成本等，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管拆迁户处在怎样的黄金地段，也不管这样地段的土地市场上的价格有多高。由于土地使用权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无偿地被政府轻而易举地获得，由此产生了私有财产转移过程中的严重不对等和不公平。
既然拆迁户觉得《宪法》是公平的，而其他的拆迁法规是不公平的，比较之下，他们必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而放弃对自己不利的。这就是“以宪阻拆”的根本原因。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现行的拆迁法规与新《宪法》的精神存在着不一致、甚至违背《宪法》精神的地方，要么尽快对这些法规予以修改，要么重新制定专门的《拆迁法》，把政府和公民作为平等的主体相待，双方民主协商，而不是简单的施以强制。只有这样，《宪法》的精神才能得到落实，《宪法》的尊严才能得到维护。
公民信赖《宪法》是件大好事，但让公民老是拿《宪法》来维权，也是件憾事。如果有一天，新出台的拆迁法律法规能够公平、合理地保障拆迁户的权利，他们就不会再舍“近”求“远”———而事实上，只要不公平的拆迁法规还存在并为拆迁者所持有，拆迁户“以宪阻拆”就很难成功，“隆隆”的推土机最终碾过黄振老人的房址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