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宝马”彩票案渐趋明朗　本报记者 台建林

　　5月10日，西安北郊，市公安局刑侦大楼第15层的一间办公室，记者得到消息：“宝马”假彩票案的侦查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骗领3辆宝马车的彩票发行人杨永明被刑事拘留;在他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造假团伙，警方正在全力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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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此前，西安城里为此案已吵得沸沸扬扬，不同版本的“案件结论”充斥坊间。忠厚者担忧，尖刻者嘲讽，即便最冷漠的人，也会在看似不经意间搜索最新案情。“五一”长假过罢，人们刚一回到四四方方的城墙里头，彩票案就已披露，这真是一颗高当量的炸弹！“看看，看看！叫我说中了吧？”原先的“预言家”们莫不咂舌。———尽管距离案情尘埃落地还有时日，但市民们的各式说法中，最起码已有两个得到了印证。

　　一说：西安体彩中心未必可信？

　　“体彩中心有人欺侮人家农村娃哩！”

　　这个“娃”，就是18岁的灞桥农民刘亮。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多月前，正是西安体彩中心向公安机关报的案，但案由是认为摸彩人刘亮制造假彩票，骗领“宝马车+12万元”特等奖。

　　由此上溯，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有人信誓旦旦：“彩票的信誉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拿生命开玩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弄虚作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涉及到哪个体彩的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我们将严肃处理。”

　　此前，在西安人的演绎、分析、推理中，西安市体彩中心人员造假与中奖人刘亮的造假，其概率均在50%，甚或刘亮的造假概率会达到60%。毕竟，一方乃一级主管体育彩票的政府部门，另一方则是一个人们不知底细的青年农民，二者的公信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可如今，似乎是乾坤颠倒，造化弄人，竟有如此之甚！

　　杨永明被刑拘的消息传出后，刘亮看上去挺冷静。他的律师则认为：有八分把握胜诉。而刚接受此案时，律师只肯说有六分赢的可能。

　　当然，现在说一切都真相大白，也还为时尚早。因为涉嫌作案的人员中，还有关键的一个人物没有到案，刘亮所持假彩票的来历尚不明晰。

　　二说：杨永明也是个替罪羊？

　　杨永明是个浙江人，他在陕西做体彩，也很有些年头了。案发后，有人对他的来历、他的背景、他的利益共同体，作出种种猜测，认定他最终会成为一个“替罪羊”。

　　此说缺乏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依据。但如果要说杨永明是陕西体彩中心制度漏洞的“替罪羊”，并不为过。经过陕西省领导审阅、由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称：“3月下旬在西安市进行的体育彩票发售过程中，由于体彩管理部门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给委托发行人杨永明造成可乘之机。杨利用委托发行人身份，勾结社会闲散人员，骗领了3辆宝马车。”

　　2003年，财政部关于印发《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彩票机构不得采用承包、转包、买断等形式对外委托彩票发行和销售业务。既然法定只有国家才有权发售的体育彩票，在陕西省却可以由“委托发行人”发行，这样一来，公彩与私彩还有多大差别？而发行人的私利一旦与彩票收益率联系在一起时，人们中奖的变数，则由此无限扩大。

　　于是，西安“宝马彩票案”中所显示出的制度漏洞，便都因此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不对彩票获奖进行当场确认，而要留一手？既然是即开型彩票，为什么不当场颁奖，而要在获奖一周后才颁奖？为什么对有疑义的获奖彩票，不当着获奖人的面进行封存？等等。

　　现在看来，原来这些制度漏洞并非在制定规则时的无意疏漏，而是“委托发行人”故意设置的制度漏洞，此漏洞为“委托发行人”的造假作弊提供了方便。

　　杨永明的被刑拘，是否会终结此类“制度漏洞”？人们期待着。事件回放

　　3月23日，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现场，18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农民刘亮中得特等A奖：一辆价值近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元现金。随后主办方请刘亮坐上宝马车，进行巡游宣传。

　　3月24日，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认为刘亮交来的彩票为假票，表示将暂缓为其兑奖。

　　3月25日，刘亮再次到体彩销售现场要求提车，遭拒之后情绪失控，爬到现场6米多高的广告牌顶端索要“宝马”，场面一度相当混乱。

　　3月26日，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紧急新闻通气会表示，经国家体彩中心等部门鉴定，最终确认这张中奖彩票是一张由草花2涂改而成的假票。

　　3月27日，刘亮及其家人在家中向多家媒体表态，称该假彩票绝不是刘亮伪造，所谓的假彩票不是刘亮原来的彩票。而体彩中心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4月6日，刘亮起诉体彩中心。4月8日，法院受理此案，原定将在5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

　　4月份，众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刘亮之前有3位抽中“宝马”大奖的得主(杨小兵、刘小莉、王军)的资料均破绽重重。彩票事件频发呼唤立法规范———访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国本报记者刘爱君 本报实习生 方夜明

　　西安体彩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曾经轰动一时的我国首例注销彩票中奖案也于4月27日在沈阳宣判。一时间，因发行彩票而引发的一系列权益纠纷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并引发了诸多思考，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国家管理发行的彩票，为什么会不断出现权益之争？它与彩票发行与管理的不规范以及立法滞后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长期以来关注、呼吁彩票立法的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研究员、欧亚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国。

　　违规行为发生的根源在于无彩票法

　　记者：作为广西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常年法律顾问，你曾经参与处理了2001年11月6日的全国首起巨额彩票案件。你如何看待此次“西安彩票案”？

　　张：根据报道，“西安彩票案”

　　的购买者，公开购买后经过了二次开奖，发行机构层层审验，公证员现场进行了公证并予以公示，给中奖者核发了中奖凭证。之后，中奖彩票被发行者在没有任何确认、监管的状态下收执。到次日兑奖时，发行机构以假票为由拒兑，显然有悖常规。类似事件的发生，我认为主要是发行、管理的不规范，对发行商缺乏有效、规范的管理所造成的，而这些现象的根源是没有彩票立法，甚至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操作、监管规程所造成的。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我国目前发行彩票的宣传过程中，大多强调：彩票是国家发行的，发行是公正的；你怎么看待彩票的这种公正性？

　　张：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彩票只有两种，福利彩票是面向全社会以解决或改善困难群体待遇筹集资金为目的的彩票。体育彩票严格说来应属特批的惟一一种行业彩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说是国家的就是公正的，“国家的”与购买者之间的权益就是均衡的。彩票的发行事关发行机构成本，事关部门、地方的提取或留存，涉及众多的利益方。我认为，在没有法律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很难避免不出现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没有彩票法它就是不公正的。但就购买者与发行者之间关系而言，从购买者对规则的了解以及发生纠纷后程序的选择而言，前者显然处于弱势。

　　彩票法出台难在何处

　　记者：如何有效遏制这些问题的发生？

　　张：一般说来，人们会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中完善的，但作为公益彩票的研究者与执业律师，我认为一切行为应该是规则在前，尤其是面向全社会的行为。我国彩票自1987年开始发行，当年发行量只有几千万元。从2000年的230亿到2003年突破400亿，只用了3年的时间。这就是说，每年在以百亿的速度增长，每天有不少于两亿人在涉足彩票，彩票涉及的流转资金已经相当庞大。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其规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者：那为什么彩票法迟迟不能出台呢？

　　张：一来是彩票业发展得太快；二来是法律体系复杂，涉及了行政、刑事、民事、合同、技术等众多法的衔接；三是部门利益、权利难以平衡。彩票立法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它既包括彩票发行种类、主体的确立，同时也包括发行机构的性质，还包括与众多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其中涉及的发行主体之间、整体与行业利益之间、国家与地方对资金使用的调整等众多矛盾，均需审慎协调、解决。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研究所，近年来在彩票规则设计、政策法律调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彩票法的结构框架已报呈国务院有关部门。

　　作为律师和研究员，我再次强烈呼吁立法必须加快，不分类型、行业的国家统一彩票规范应当尽早出台。

　　记者：据资料显示，澳门文化娱乐公司是多年来经营澳门赌业的龙头老大，股东有三十多人；但有权查阅和详尽知悉其账目核心的也只有两人。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福彩、体彩体系中，有没有公属以外的私人成份参与？他们的经营、发行、财务状态是否也是只有少数人或机构才得以知悉呢？

　　张：澳娱公司与我国发行彩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性质不同。但就财务状态对社会的公示程序而言，我国发行的彩票公示状况优于澳娱，我们的财务监管体系运行是正常的，资金使用状况从媒体、网络均可以得到明示。但尽管如此，从法律与规则的角度而言，我们还是不得不强调立法与规则出台的紧迫性。

　　记者：据了解，在没有国家统一彩票而只有州际彩票的美国，彩票发行不仅有州立法，而且专设州际彩票局，其彩票局内设一个专门的法律部门。我国彩票发行管理机构的法律事务是如何处理的？

　　张：据我所知，我国目前彩票的省级发行机构还未成立法律事务部，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也只是一部分。这也正是在彩票发行规则没有前置状态下，出现问题不能妥善、依法处理的主要因素。正如“西安体彩事件”，如果有运行正常的法律事务部，能够在事件发生后超过48小时不报告或不报案吗？专业、尽职的法律顾问介入，在彩票规则未前置状态下十分重要。“宝马体彩”涉案者应负何责？法律界人士如是说本报记者孟绍群

　　“每次抽奖，我都会把装有宝马车大奖的信封拿出来，而在刘亮参加的那次抽奖中，我在调包过程中拿错了信封。”5月8日，在陕西西安宝马彩票案中一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无辜的彩票发行承包商杨永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造假行为。他同时承认，其他三个大奖得主都是他的“托儿”。至此，这件彩票发行中的丑闻真相大白。人们都在关心，作假的杨永明、他的同伙、违规发包的西安体彩中心、全程公证的公证机关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记者采访了几位法律界人士。

　　北京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平：杨永明有可能涉嫌诈骗，体彩中心和公证处只是失职

　　杨永明的行为有可能涉嫌诈骗罪，他雇用的几个“托儿”与他是共同犯罪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事先有预谋，有分工。

　　公证处只是对彩票的抽取过程进行公证，而对彩票本身的真假这一实体行为并不参与，也就是说，只要程序合法就行了。这个事件中，如果公证处没有参与作假，那么只能说公证处失职了，并不能说公证处也在犯罪。如果公证处参与作假，或默认了杨永明的作假行为，那么他就是在帮助犯罪。

　　至于体彩中心，没有刑事责任也没有民事责任，只负行政责任。虽然体彩中心不该将彩票发行承包给杨永明，但只能说它没有按规定销售，也只是失职，不是犯罪行为。

　　北京丰联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洪琛：杨永明的行为有可能涉嫌贪污

　　承包商杨永明和体彩中心签订了承包发行彩票的协议，这个协议具有特殊的公务委托代理性质，而不能简单视为一般合同行为。杨是代理体彩中心行使独有的彩票发行权，所以他的主体资格有可能符合现行刑法上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条件。

　　彩票发行的回款、奖金、奖品等，在没有兑现之前属于彩票发行中心，杨永明用欺骗手段，把它据为己有，侵占的是国家财产，这种行为有可能涉嫌贪污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曲新久：原则上说，造假者“无罪”

　　要给彩票业中的造假行为定罪，法律上有很多缺陷，根本找不到一个贴切的罪名，所以原则上说造假者“无罪”，只能说我国彩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太不健全了。

　　彩票中有一个奖池的概念，奖池中的钱谁的都不属于，不是体彩中心的，何来贪污？钱也不属于不特定的彩民，不好确定被诈骗的对象是谁。但就西安彩票案这个特定的案子来说，承包商杨永明可以说有诈骗刘亮的嫌疑，但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彩票作假来说，很难这么说，因为没有人可以向体彩中心或承包商主张权利。

　　体彩发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向社会筹款的方式，没有一个专门法律来规范它，也没有一个明确、公正的监督者，很难实现公平、透明。但是，把这种造假行为直接纳入到刑事犯罪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不过，侵占的罪名倒似乎可以成立。体彩中心可以说钱不是承包商的，但是侵占罪的构成条件又要求有拒不返还的情节，所以，侵占罪的罪名要成立还是有一定问题。

　　至于体彩中心和公证处在这类事件中的责任，从法律上更是找不出根据，也谈不上什么惩罚。

　　北京第二公证处主任王仕刚：公证只对程序公证而非实体

　　我个人认为，对彩票的真伪，公证员没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确认。

　　在这个事件中，不能说公证员没有失误。比如，这类抽奖可能出现造假的现象，公证员应该事先提醒发行者制订严格的彩票确认程序，如果根本没有定这个程序，公证员有疏忽。出现现在的情况，公证处应该检讨今后如何规范公证流程。

　　假如说公证员明知杨永明造假还进行公证，那这个公证员是缺乏职业道德的。有人说有几个中奖者的身份证是假的，公证员干什么去了？我要说，不是每个公证都要核实身份证真伪的，有的小公证仅八九十元，公证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核实身份证真假的成本。如果因此出现错误，只能按错证处理。因为公证书造成当事人损失的，公证处要赔偿当事人的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依法行政不是政府自娱自乐

　　西安“宝马彩票案”的出现，应当说是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所迫切需要面对的非常严峻的问题。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公证法》，但是，现有的《公证暂行条例》还是明确规定了公证处是国家的公证机关。也就是说，公证机关的公证行为是以政府的良好信誉作为担保的。所谓依法行政，并不只是政府自己说了算，依法行政是政府依法办事和社会公众主观接受和认同两个方面的结合。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自娱自乐。

　　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公证机关的公证行为不能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的应有作用，这是很可怕的。它不仅降低了政府在社会公众的权威和可信度，更严重的是它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是对政府自身功能的怀疑和彻底的不信任。

　　2001年4月20日，湖北省第01031期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在体彩中心摇奖大厅开奖时，工作人员发现摇奖的彩球出现异常，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部门勘察发现，在摇奖现场的70个彩球中有8个被人填充异物。经侦查，警方于5月18日将犯罪嫌疑人章国新抓获，并在其家中搜出湖北省体彩中心被盗的密码箱，以及制作假球的相关物证。此后，章国新被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依法提起公诉。

　　2001年11月16日，吸毒人员林东海潜入“广西风采”电脑福利彩票广西省南宁市金牛市场第45010232号投注站，趁工作人员不备，盗打了一张“29选7”的复式彩票，并在当晚开奖时中了60万元巨奖。2002年6月13日，南宁市新城区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林东海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

　　2003年3月22日，山东省肥城市于某利用女朋友何某在福彩投注站工作的机会，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多次盗打彩票，由此引发了又一起盗打福利彩票案。接到何某的报案后，肥城市警方经过排查锁定了于某，并于3月17日于某对其盗打福彩的行为供认不讳。于某已被刑事拘留。

　　2003年12月9日晚，陈某(北京某高校附中的高三学生)趁彩票销售人员外出之机，盗打价值77520元的“双色球”机选复式彩票，事后彩票投注站主立即报警，民警于两日后将陈某在学校抓获。不久，北京市首例盗打彩票案的犯罪嫌疑人被西城区检察院起诉。

　　2004年1月，河北枣强县农民杨书尚在枣强县购买了两张河北省福利双色球彩票，并在家中使用胶水、刮脸刀片、缝衣针等物，对彩票进行涂改、变造，使其与(2004)003期一等奖中奖号码一致。拿着自己涂改过的彩票去兑奖，企图骗取500万元的奖金。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于4月26日以诈骗罪(未遂)一审判处杨书尚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