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据千龙网转引千龙网消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十多年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邓小平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伯承、邓小平又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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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也就难以把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的。”

　　在刘邓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的13年中，我有幸在刘邓身边和这支部队中工作，因此，我把这13年的日记结集出书，命名为《刘邓麾下十三年》。

　　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景，有两次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在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日寇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准备对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政委去中条山，刘伯承师长留太行山。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小平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当时敌寇修筑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那时，我在机要科工作，作战科参谋问得我们都烦了，我们把门关住不让他进。天快亮了，刘伯承到机要科敲门，适逢陈赓来电，他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回去睡觉。

　　邓小平到太岳不久，因侵占了我浮（山）冀（城）地区的阎锡山部队配合日寇继续向我进犯，便由邓小平统一指挥太行部队三八五旅和太岳部队三八六旅、决一旅、二一二旅等部，于4月15、16两日，进行了浮冀自卫反击战。战役胜利结束后，邓小平才去中条山。

　　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预先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并在相片的下面加上了“在太岳”三个字。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是“独眼将军刘伯承”，也专印了刘伯承的相片，并把刘伯承的履历表一起印在相片上。这些材料，是我们部队在缴获日军文件中发现的。

　　再一次是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

　　1947年8月6日，刘邓布置所有部队机关整顿10天左右，可8月7日刘邓改变了自己先前制订的、中央也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一、二、三、六4个纵队12万人，浩浩荡荡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似一把尖刀直插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大别山。8月28日就胜利到达大别山脚下、孙铁铺以南、朱凹以北之郑家大湾、张家湾、王家湾。8月30日，邓小平在向部队作报告时，庄严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

　　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刘邓所带部队的老底子，就是徐向前元帅多年培养的红四方面军，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现在老红军老部队回了家乡，谁不想打好仗，做好群众工作，站稳脚跟呢？可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下已搞得贫困不堪，加之历史上有我们部队的四出大别山（一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二是徐海东到陕北，三是高敬亭东进，四是李先念突围），有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过四次走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在革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巧合、这样的创痛！说来，大别山人民也真够苦的。

　　为了要在大别山站稳脚，刘邓把高度集中的大部队撒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准备在半年里同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它几个回合。在威严的大别山，这对我们的部队是何等复杂何等严峻的考验！当这种周旋进行到第三个回合时，蒋介石动用4个整编师、33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采取强大纵队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战法，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坚守大别山的关键时刻到了。

　　这时在外线，有陈粟、陈谢两军在郑州至信阳段发起攻击战役支援我们，以调动大别山的敌人。我们大别山的部队，一方面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同时决定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的阵势。刘邓命令南下的后续部队十纵和十二纵分别向桐柏区（大洪山、桐柏山）和江汉区挺进，同时命一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500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刘邓二人又分开了。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

　　12月10日夜晚，刘邓二人在王家湾（黄陂站西北）分别。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即与敌军混住在一起。真巧，刘伯承住的是一个没有敌人的小村庄叫何小岩。这时敌我都没有发现对方，因为双方都疲劳不堪了。当敌人电话兵把线架到我们二局电台时，我们听到了北面的零星枪声，于是各个机关分队立即闪电般地集合起来，迅速向南走。此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机枪声、炮声大作，敌机也很快来到我们上空盘旋。天亮了，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才始终未发现我们。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同张际春、李雪峰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又说：“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

　　邓小平那里，当晚听到北面的枪炮时担心得很，估计刘伯承遇到了敌情，马上令六纵派一支部队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到南面来。直至不久以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这以后，敌人在大别山处处围攻，处处扑空，处处受到邓小平在内线指挥的或集中或分散的部队的打击，驻广济的敌青年军一部被我歼灭。在外线，一纵卡住了淮河，在淮西十几个县展开。进入江汉区的部队越过汉水直抵潜江、石，威胁了武汉，威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十纵和十二纵先后创建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吸引大别山的敌军向外扩散。

　　在敌情这样紧张的时候，刘邓分成两个指挥部，但在上报下发的电报中，这一点从未露出来，一切电报仍是签署“刘邓”二字。这时留在大别山的邓小平政委，发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指示电报，都是签署“刘邓”二字。直到他们快要重新会合的时候，刘、邓才分别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个人署名的电报。

　　刘伯承元帅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率全家去参加追悼会；并在他写的《悼伯承》一文中说：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作者：杨国宇

　　（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