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安徽)
盐井镇的情况实在是糟糕透了。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长期生活在“废水和毒气里”——情况之恶劣，通过镇干部们搬到市里居住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那里的决策者似乎有意将这种生活进行到底，一家新投资的油漆厂项目已经上马。国家职能部门在巨大的地方利益(尤其是官员利益)面前很轻易地就蜕变成了罚款机器。
滑稽的是，当地居民命运的一点点改变还要感谢外地的一场悲剧——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氯气泄漏事故。因为市里下了死命令，所以镇上化工厂的关闭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但其他污染企业仍然在“可持续”地危害着当地居民的健康，而没有什么所谓的“死命令”出现。显然，重庆的这次氯气泄漏事故，一定会有官员倒霉或者说付出代价，所以没有哪个镇上的官员会去碰这个高压线。而其他污染企业就不同了，官员们没有感到任何付出代价的威胁。别说是受到什么处分，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切身体验，也被他们通过“本地工作，外地生活”的技术手段给轻易化解了。没有官员为当地居民的健康正在遭受的侵蚀付出代价，故事就“可持续”地上演。
在过去缺乏问责的情况下，“责权利”并没有很好地统一，使得官员可以只行使权力，却不为其行使权力的后果承担责任，也就是其利益(首先当然是仕途的利益)并不会因为其行使权力的行为而受到损失，这样自然难以对其行使权力的行为产生任何约束力。现在引入问责制以后，官员将对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承担后果，这将影响其施政行为。近来陆续有官员因重大人员伤亡事故而遭“问责”去职，就是对官员们的警醒。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正华说，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究，是执政为民政府应当具有的态度，这不仅能够安慰死者，更能惩戒来者。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国家，责任政府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问责。问责，并使引咎辞职制度化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李景鹏教授说，过去对于党政干部的职责也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的，并没有具体的细则。他说，没有细则的一大后果，就是干部在犯了错误以后可以有各种理由搪塞，“在一个职务上犯了错误，就换一个别的职务继续做官，以往产生异地做官的现象就是因为只有原则性的规定”。除异地做官外，仅有“原则性规定”还往往导致处理较轻。李景鹏说，从近期出现的重大事故来看，如果干部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能够做好本职工作，灾难就很可能被避免。什么是失职，多大的错误该辞职，谁该辞职，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王长江教授说，以往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并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官员也就不害怕。而当原则变为细则，“失职官员就会受到震动”。
但是，目前的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的惩戒，并且是直接针对当下死伤事故的。所以，这种问责制对官员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对自己任期内事故伤亡人数的控制。但是，像盐井镇这种对居民的危害不是直接的事故，而是日积月累的侵蚀，那么官员就显得没有兴趣考虑决策的问责问题。媒体、“上级”也往往因为事情缺乏新闻性、戏剧性和轰动性而关注不够。
事实上，盐井镇的例子暴露出问责机制两个十分糟糕的软肋。一个是官员可以不用和公众共同承担其行使权力的后果。问责制的核心是使官员的责任与其利益直接挂钩，而不仅仅是事后的追究。当官员可以规避其行使权力的后果时，那么，他也就无法切实感受到公共利益在其行使权力之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等到重大的危害性结果显现出来之后再追究责任，将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民众可以自由“移民”时，当地的官员面对其它制度环境的竞争，才会提高管理效率。如果只有官员们能够自由“移民”，“毁一方，挪一处”将难以避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所有和公众利益相关的事情都开始关心，对政府服务不好、履行职责不力的行为也就相应地产生质疑，政府随之必须迎接挑战，必须向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等方向转变，否则就无法适应公众的要求。但这一点在盐井这个小镇却没有什么体现。他们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除了对干部大骂之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受害最深的村子的居民有动力去反映情况，碰到的却是职能部门的“戏弄”，好像他们找到的不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公共机关，而是一架发现了新的进食机会的寻租机器。
承受公共政策后果的人没有能力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任何影响，也没有能力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而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却有能力把自身利益和公共政策的后果分开，这可能是明显有悖于公共利益的政策能够出台，长期实施，却得不到纠正的根源。这种凌辱是比一两次特大事故更惨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