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5月13日（记者刘健)粮食安全警钟敲响，粮食生产再度升温。可各级政府一片“抓粮”声中，却出现了重走“计划经济”老路的种种不和谐音。

　　有的地方将废止多年的粮食面积指令性计划，当成保障粮食安全的“法宝”重新祭出，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种植指标，具体落实到镇、村、户，种什么品种也要逐一登记造册，否则，镇、村主要负责人要被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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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地方为了落实上级布置的粮食增产指标，不在保证基本农田不被占用、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单产上作文章，而是弃“优质粮”的目标于不顾，大面积推广种植一些高产、劣质、被市场淘汰的品种；

　　还有的则把“生态建设”、“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完全对立起来，要么计划“开荒种地”，要么计划把本已取得高效益、并没有改变农业用途的优质菜地、花卉园恢复为粮田，侵害了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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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执行者也振振有辞：“这是‘一号文件’精神！”但是，这些作法只抓了解决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的“标”，而忘了“一号文件”的“本”。粮食安全为何再显危机？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为何持续减少？根本原因在于“种粮不挣钱，增产难增收”，1998年至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1997年的水平。何谓“本”，“一号文件”说得十分清楚：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行政命令、违背价值规律的粮食生产政策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前些年一些地方强行毁粮种植经济作物，引发了诸多农村矛盾；如今，通过强制手段要农民种粮，同样侵犯了农民的种植自主权，伤害了农民感情。偏离价值规律，无视农民的种粮效益，强制命令、行政动员的办法很难收到实效。农民“硬顶”不过，就会“软抗”：本应种两季的良田，只种一季，成为“半抛荒田”；亩产本应上千斤，由于农民不愿精心管理，粮食产量只能打“对折”，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历史上“催种催收”、“以粮为纲”的传统思路，“只求产出、不问效益”的传统路径，导致“丰收——价贱——跌落”循环往复，“买粮难”、“卖粮难”交替出现，动摇了粮食生产的根基。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立足自身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关乎改革、发展、稳定，这是大局；粮农是农民的主体，粮食收入也是农民收入的主体，粮农是否增收也是大局。外理好“国家要粮”与“粮农要钱”的关系，关键就是用改革与市场的办法。实际上，基层的实践正在尝试解开这一条利益链条上的种种疙瘩。

　　疙瘩之一在于：人人都说种优质粮价高好买，但是需要集中连片、技术指导、良种供应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否则没有规模就难以走向市场。全国优质小麦第一县、河南省延津县“工厂模式”引入小麦生产的办法值得借鉴。2002年9月，这个县粮食局下属的金粒公司作发起人，以各乡镇粮管所为分会，吸收县内外410个村的422位“小麦能手”为中心会员，共同成立了金粒小麦协会。中心会员全程负责优质小麦产销服务，上连金粒公司，下连10万农户，“金粒”牌优质麦成为中国第一批跻身国际市场的食用小麦。当地干部感慨地说：“过去小麦生产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生产、流通、加工环节相互割裂，现在小麦协会成为闯市场的领头人，每亩小麦人均增收35元。”

　　疙瘩之二在于：种粮生产周期长，市场风险高，往往到收获时才知道贵贱高低，往往为时已晚。近两年来，山东、河北、河南、苏北等许多小麦主产区的粮贸公司，纷纷在郑州商品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实现“未来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巧妙地规避了市场风险。按照“期货加订单加基地”的模式，引导农民种植优质小麦，仅河南省平均年实现小麦增值超过10亿元；黑龙江农民也开始利用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信息，确定大豆种植面积和品种。

　　疙瘩三在于：“养儿防老，种粮防饥”，粮农由于比较效益低，往往由于养老的需要，弃粮从商、从工。安徽省的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以粮食换保障”的试点，其思路是每个粮农每年向国家确保一定数量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到老时由财政发放养老金，此举受到了不少农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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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办法还有许多。总而言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不同的方法策略。上个世纪80年代，是“大包干”；当前，需要的是经济手段和价格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