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以宾来源：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从“常委会”到“全委会”，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县委书记蔡德坤的现身说法可为证明：“现在，找我要官的人少了。”这一变化，给人们带来一些欣喜，可以预期原有的组织人事运行格局以及官帽腐败的“市场”格局将被打破。然而，打破以后又将怎样？
不妨以“经济学”眼光对买官者在改革前后的心态及其行为的变化做两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正面的、积极的，即买官需求和欲望被明显遏制。买官是一种“投资”，行为人在谋划“投资”时必考虑三大因素，收益（回报）预期、风险成本、自身投资能力。从买官者的收益预期看，改革前后基本无变化。从风险成本以及自身投资能力看，前后也许会发生明显变化：在“全委会”背景下，假如有人依然想买官，他的收买对象总人数以及需付出的“买资”将大幅增加，当“买资”和其他成本大到远远超出买官者的支付能力时，买官欲望便会被遏制；同时，收买面增大意味着操作难度和风险（例如被揭发）系数增加，买官欲望也会被遏制。
第二种假设是负面的、消极的：买官者的内在冲动非但未得遏制，反而使得某些权力领域的腐败更加猖狂，更加变本加厉。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时参加人数的多少变化，并不能完全遏制腐败的产生。腐败根植于一种更深刻的体制背景，即官员拥有支配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干预企业、涉足经济活动的太大的权力和太多的机会。买官者的投资预期，绝对不会是更高职位上的工资收入，而是诱人的灰色收入和腐败收益。买官成本增加，也许能与买官者腐败预期“标的”的提高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同时，一个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值得警惕：要官、买官的难度增大，“活动面”增大，有可能使下级官员分散更多的精力。
假设毕竟是假设，但对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也许会有某些启发作用。湖北罗田县从“常委会”到“全委会”的变迁，其积极的探索意义、启发意义完全值得肯定，但真正的思考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由县委书记集大权于一身到“全委会”，仅仅是一种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减少县委拥有权力的总量。政治改革的核心不是在权力配置格局上玩戏法，而是大大减少权力总量，尤其是削减那些最容易孳生腐败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