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从今年5月起，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专项活动。高检院并明确要求：从6月份开始，对排查出的线索，要围绕重点集中立案一批；对已立案侦查的案件，要查结一批，起诉一批，配合法院判决一批。
检察机关管辖的渎职罪案一直是社会注目的焦点。作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机
关，高检院依据其职能着力推进此次专项活动，以此作为对“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宪法原则的践行，有其现实的意义。
但也应当看到，司法制度的设立，本就包含了人权保障的意思，在司法领域内保障人权，首先应遵循司法赖以栖身的基本法治理念。这是因为，与行政机关强调相互之前的合作与协调不同，司法机关的活动有其独有的规律。相对法院和检察院来说，尤应注意恪守其领地，否则便会破坏于制度设计上的平衡状态，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应努力做好其代表国家控诉犯罪的角色。法院在判决上，不但应免于行政机关的影响，同样应免于检察机关的干扰。依此看来，高检院以积极的态势通令全国各检察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起诉一批”之外，还要“配合法院判决一批”，显然并不适宜。
现代意义的检察权的诞生，其目的便在于加强对侦查权和裁判权的制约。控审分离是第二次司法革命的标志，也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础。根据我国法律，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审判，三机关各司其职，分工明确。虽然刑事诉讼法上亦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条款中的“互相配合”常常成为“三机关联合办案”或“检察院配合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
在笔者看来，对这一条款的正确理解应该是，通过制度和程序设计上的“分工负责”，并在实践中严格践行，各司其职，从而达成“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的目的。三机关“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应是“分工负责”的结果，而不是于制度和程序之外，肆意“配合”和“制约”。否则，“互相配合”就会异化成三机关的流水作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这种“配合”之下将有如流水线上的部件，只有等待最终变成“制成品”（即罪犯）的命运，而无诉讼权利可言。
具体到检、法关系上，控诉本身即是对裁判的配合和制约。控诉对裁判的配合在于，裁判必须以控诉为前提，如果没有检察机关或自诉人的控告，也就没有法院的裁判。检察官作为控方参加法庭审理，在审理之后及时收声以免对法院独立裁判产生干扰，这都可视为对裁判的“配合”。控诉对于裁判也有其制约之处，审判不能脱离控诉的内容，控审分离恰当地防止了作为裁判者的法院集控诉与审判于一身，免于人权在法院自诉自审的司法制度下被侵犯的危险。
检察机关对“保障人权”的践行，应止于其职能范围之内。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应恪守其作为“法官之前的法官”这一本分，并应时刻牢记不要突破了这一界限而化身为“法官之上的法官”。于起诉之外，再强调“检法配合”势必扭曲控诉和裁判的关系，并有违刑事诉讼的本质。任何额外的“配合”，在保障了部分人人权的同时，也可能侵犯了其他人的人权，这将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作者系方圆杂志主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