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动辄几百元上千元的高价票，“五一”期间不断再现演出市场。比如，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剧《猫》，“五一”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最高票价达1680元。这种高价演出的现象，引发了圈内外人士关于演出业陷入“价格怪圈”的批评。（据5月5日《深圳特区报》）
有人认为，现今演出市场的价格存在结构性弊端。我赞成这一判断。这一弊端在现实中表现为，人们很难观赏到价低而质高的演出，并似乎由此形成一种观念，仿佛低价演出就必然是水平低的演出。这种价格的结构性弊端不除，则观众在文化消费上就很难获得均衡发展，而且在满足观众多样化精神需求方面也将呈现出失衡局面。
但我们不能把高价演出的存在乃至发展，一味地归咎于市场。看一场演出要花费数百元乃至上千元，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承受的。但反过来说，这样的高价演出，其“目标观众”或许根本就不是中低收入的普通观众。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普通观众既迈不过高价演出的门槛，又很少有与之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相适应的其他类似选择。
有人说，国内演出业尤其是涉外演出的定价常常缺乏理性。对这一观点，我实在不敢苟同。如果一个公司或经纪人不经过调查研究，而是想当然地定价，那么它（他）必然要冒巨大的风险。事实上，不少高价演出在不同城市采取不同价位，正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比如，世界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五一”期间在国内5座居民收入较高的城市巡演，票价就各不相同，比如其演出头等票价在上海达到1800元，在南京是980元，而在苏州则是580元。倘若我们说这样有差别的高价票是非理性的，那么，是不是采取票价“一律”，或者苏州980元、南京1800元、上海580元，这样的定价才是理性的呢？
我倒以为，在高价演出市场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一些明星的身价问题。明星的身价既与票价密切相关（如业内人士所指出，观众买高价演出票，有一半买的是“大腕出场费”和宣传炒作费），从现实来看，明星令人咋舌的身价，也未必全是市场作用力的结果。在高价明星（一定程度上也是高价演出）的背后，人们经常能见到或感受到公款的推动力。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动用公款，或以勒令、暗示国有企业提供赞助的方式“追星”，已为人们所熟知。换言之，明星的高额出场费与公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高价演出与公款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忽略的因果关联。有鉴于此，有的地方政府（如重庆）已出台禁令，不准使用公款和向企业搞摊派邀请明星参加各种节会及庆典活动。
市场存在的问题交由市场去解决，政府存在的问题要由政府自身来解决。若将二者混为一谈，就可能导致问题解决方案和解决路径的错乱，甚至导致问题本身的不可知。（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