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一年，但59岁的朱纪常却等不到“光荣退休”的那一天了。4月28日，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的朱纪常和他的搭档———董事长李祥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宣布“引咎辞职”。

　　四川官员的多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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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小时公交闯三祸2死44伤”，4月25日晚至26日晨当地发生的一连串事故被媒体曝光，是朱纪常引咎辞职的动因。27日，朱纪常通过媒体“向成都市人民、政府致歉”，他的属下也有10余人受到从撤职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但并没有挽回两位头头黯然去职的结局。

　　根据成都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刘继平披露的数据，1月底以来，短短86天内，公共汽车事故相继造成8人死亡。

　　李、朱二人是《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出台后“引咎辞职”的第一批国企领导，这个于2003年11月20日公布的文件要求，“领导干部存在严重过失或不当行为，虽没有触犯刑律，也必须自行提出引咎辞职；对应当辞职却未提出的领导干部，将直接免职。”

　　办法规定了9种必须引咎辞职的情形，而李、朱之辞职，当是引用“由于工作严重失职，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恶性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的”规定。

　　2004年4月，是一个令全川官吏为之悚然的月份，“引咎辞职”，由此而始在四川政界“流行”。

　　4月30日，川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法人代表谢木喜“引咎辞职”，他被认为对沱江污染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4月22日，该省高县县委书记王邦兴和县长吴建华双双“引咎辞职”，他们对该县仁爱乡退耕还林中存在的问题“负有领导责任”。

　　除“引咎辞职”外，四川有近百名官员的仕途也在这个月受到波及。此时，距《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的颁行已近半年，但4月的“问责风暴”突如其来，显然应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解读。

　　身处漩涡中的朱纪常，把自己的命运与全国范围内的“问责风暴”联系在一起。从今年2月18日吉林省省长洪虎就吉林市中百商厦火灾向全省人民公开致歉，特别是4月14日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以来，“致歉”和“引咎辞职”，首度成为中国官场的“正式用语”，虽然迄今只有数百名的官员卷入其中，但对中国逾4000万名干部来说，仕途风险似乎自此突然增大了。

　　官员变成一种高风险职业？

　　“引咎辞职”，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正式政治术语，可能始自原重庆市彭水县副县长蒋成谷。

　　2002年12月31日，蒋成谷的15年仕途被按下了暂停键。

　　当天一早，蒋成谷没有像往常那样走进彭水县政府大院，而是走向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他手中攥着连夜写好的辞职申请。申请立即被批准，蒋由此成为全国因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第一人。

　　事情起因于两次车祸。2002年7月3日上午，彭水县一辆客车因机械故障坠下岩坡，造成12人死亡。8月20日早晨，又有一辆客车出事，死亡人数多达26人。这次的事故原因非同寻常———驾驶员的左眼早已完全失明，却闯过了体检关。

　　依据当时名为《重庆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实施办法》的文件，其中说：“党政领导干部因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本地区、本单位发生严重恶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不宜继续任职的，要劝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蒋成谷就此下马。

　　重庆的《干部辞职实施办法》，据称是全国第一个关于引咎辞职的正式文件。

　　据了解，重庆市2001年出台的这项制度有特殊背景。1999年1月4日，重庆綦江垮桥事故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震惊全国。接下来的两年间，奉节、潼南、合川等地又频繁发生重、特大事故。基于此，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包叙定提出了一个“矫枉必须过正，严查重处”的思路，引咎辞职制度便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由蒋成谷开始，“当官成了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此语出自四川某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副县长。这位姓杨的官员告诉记者，据他统计，从中央到地市各级的规定中，共有180多条规定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触犯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受到处分甚至丢官。而其中分管生产安全或交通的官员风险尤大。

　　“问责制”应问清责任

　　董事长李祥生是成都公交集团“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目前凡事强调“一把手负责”的现状下，责任和风险越来越多集中在“一把手”身上。四川某县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杨副县长说，现在每项工作为强调其重要性，都要求一把手或主要领导挂帅，一个县长往往担任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样，一把手分身无术，反而无助于工作。而一旦出了事，“第一责任人”理所应当地被要求承担责任。

　　作为北京密云县的“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密云县县长张文因“密云踩踏事故”引咎辞职。他被判定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同时下台的还有密云县委副书记陈晓红，他被认定需负“主要领导责任”。实际上，那次不祥的元宵灯会主办方是密云县委、县政府，承办方是密云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委员会。县委副书记陈晓红是灯展领导小组组长，张文根本未在这个组织机构中明确任职。

　　迄今为止，张文、陈晓红，以及牵涉此事的其他官员，到底在其间如何失职，各自该负什么责任，并没有公开的说明。

　　同样，记者试图就“重庆井喷事故责任”采访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就沱江污染事故采访川化集团，均遭到拒绝。

　　事故处理过程和结论的模糊不清，使外界难以监督问责结果的公正。而现行制度中各级各类官员的权责不清，是引致问题发生后责任难定的主因。

　　四川那位杨副县长说，由于责任追究制度现有的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有朝不保夕之虑。他甚至担忧，过大的弹性空间，不仅可能导致处罚中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表面上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这样的“问责”，结果或许是可喜的，但效果却是可疑的。

　　辞职官员们的后路

　　在4月28日后，李祥生和朱纪常仍然在公交集团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变成了“集团老领导”。朱纪常告诉记者，辞职之后，两人主要任务是协助新领导班子工作，但级别和待遇没变，原来兼任的职务也保留。

　　官员去职后何去何从，这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在现有体制下，绝大多数干部仍是一日入仕，终身为官。因此即使遭遇“不测”，仍然被留在体制内，甚至被保留待遇。因此，民间早有舆论指出：需警惕所谓“引咎辞职”只是为息民愤，暂避风头。辞职之后，蒋成谷并没有离开县政府，只是头衔变成了“县政府调研员”，并被取消了下届副县长候选人的资格。

　　当地人士说，他有可能是全中国最年轻，也是同级别调研员中最有实权的。他不仅依然分管着全县的农业工作，甚至还配有专职秘书。除此之外没有改变的，还有他的正处级干部的政治和物质待遇。

　　不可能做一辈子调研员，对蒋成谷而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按照有关组织规定，政纪处分的保留期一般为一年，一年之内表现正常就可重获“清白之身”。彭水县委组织部一名工作人员认为，蒋成谷将很快再获任用。因为到2004年4月底，蒋成谷辞职已近一年半，其间表现堪称出色。更何况，蒋成谷的引咎辞职只是一种“组织处理”，并非处分，“连材料都没有”。（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