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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快乐的历史观察:从政治经济了解快乐资源(2)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17日18:49 南风窗

    在大洋此岸的中国,从《东方红》里的那句“他为人民谋幸福”,到中共十六大报告结尾的“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论是仁人志士的理想,还是感召人民的目标,也都和人民福祉相关。60年前,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说,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看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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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根本,人的幸福快乐是根本,正因为如此,党的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多次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以人民的幸福快乐为尺度,则贪污腐败的危害在于侵吞他们的利益,无能决策的危害在于浪费公共的资源,低效服务的危害在于损伤创业的热忱,权大于法的危害在于破坏对公平的预期。这一切让人不舒服、不开心、不快乐、不幸福的不良现象,无论多么严重,人民的内心都不会服从。而人民不打心眼里欢喜的东西,也绝对不可能长久。

    经济学中的幸福快乐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消费、分配等客观事物的学问。但实际上,在经济学中,快乐也有着重要的位置。

    文艺复兴将人的幸福由天国拉回现实。亚当·斯密最早肯定了私利对公益的作用;边沁和穆勒开辟的功利主义学说将 “避苦求乐”作为个人行为的基础,主张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thegreatesthapp inessofthegreatestnumber)的手段。他们提出了“效用”(utility)的概念,用来衡量幸福或满足的程度,所谓utility,是指事物的这样一种性能,“即给利害当事人带来利益、好处、快乐、益处或幸福的性能,或免除利害当事人的苦楚、痛苦、灾难或不幸的性能。”在他们看来,凡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便是好的,就是善;反之,便是坏的,就是恶。边沁的思想影响至远,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就决定要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并认为“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但是,由于幸福快乐本身在度量上的难度(如1美元带给富人和穷人的幸福感是不同的),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开始,“幸福”基本上不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之中了,经济学家更多地是研究人们的偏好,效用(utility)的含义也更多与实用性(usefulness)联系在一起。百年来的经济学更多地是关心如何“满足”人们的可度量的物质需求,其逻辑上的前提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他们就会幸福。于是,幸福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金钱划上了等号。

    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也就是GDP,无疑是幸福的重要来源。用经济学家曼昆的话,GDP衡量着“使我们获得有意义生活的投入能力”。调查也显示,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比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人快乐,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快乐。但是,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当然地增加快乐。影响快乐的因素相当复杂,你无法用物质的东西去代替爱、善良、温柔或朋友间的亲情。

    1920年,在贫富悬殊、社会问题严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重回边沁的幸福路线。他提出,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而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他还提出,要对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的福利。

    在庇古之后,福利经济学还有多种流派,其对于效率与公平、福利最大化、是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机制消除企业带给社会的外部性成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总体上说,个人幸福与社会福利的主题再次成为经济学的中心话题之一,人的尺度是福利,财富的尺度是物,人比物质更重要。福利经济学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指出,“聚焦于自由的发展观”和“狭隘的发展观”有根本的不同。狭隘的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而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

    森出生在印度,亲历过殖民时代的贫困、大饥荒、教派动乱、人身依附、严重的性别、种姓、宗教歧视、民主和社会保障的缺乏,所以他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森所说的“自由”,包括人们免受与贫困相连的各种困苦的能力(例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的死亡等等);包括人们享有运用其经济资源去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包括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包括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以及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的发布及其准确性的保证;包括防护性保障,即为了济贫、赈灾、救急、扶助老弱病残等目的而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在森看来,这些自由一方面要靠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来保证,另一方面又涉及一个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资格”。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人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有资格上学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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