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幸福。
莱恩还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不是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灵性，而是看作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就如奈特(Knight)所说，“人往往将其他人看作是赌博的老虎机”。为赚钱而交友，赚了钱再买关系，加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会使乡情、亲情和友情都大受损伤，哪里还谈得上快乐？同时，“失业是最大的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语)，也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各类研究都表明，失业往往与酗酒、离婚、忧郁症、精神失常、自杀有紧密的
相关关系。
莱恩最后的结论是，现有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都错把手段当作了目标，陷入了“手段拜物教”。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其它一切不过只是手段而已。
中国的快乐鸿沟
在莱恩抨击欧美国家的幸福流失时，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的东亚地区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乐鸿沟(参见资料链接1) ，成为世界上快乐指数最低的地区，被经济学家批评为“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毫无作为”。
关于东亚快乐鸿沟的成因，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结论(参见资料链接2)。但就中国而言，快乐鸿沟还有其自身的特征：
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指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中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从199 1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这就是说，中国的快乐鸿沟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大部分人民不够富裕。但同时，也有个别暴富、急富、不法致富的人群，精神空虚，浑浑噩噩，吸毒赌博，担惊受怕，甚至走向罪恶和沉沦的深渊。
二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弱势阶层承担了主要的代价(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获利即来自对他们权益的损害，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福利的改进原则)，如农民、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他们经常因人身权利遭到侵犯而痛苦。如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催缴农民税费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任意殴打、捆绑、关押农民，甚至导致种种命案；城市中的暴力执法、不公正执法、排斥外来工、农民工、基层行政暴力化现象也时有发生，公民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痛苦就是难免的。此外，据有关调查，目前上访人员反映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涉法涉诉问题；城镇拆迁安置问题；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人们的痛苦增加。
三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精神文明、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注不够。从教育方面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达到1990年代制定的《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占比4%的要求；从科技方面看，2001年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占GDP比重1.1%，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公共卫生角度看，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目前中国享受医疗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中国“卫生分配的公平性”在世界排在第188位，后面只还有3位；中国的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世界第144位。著名医学专家巴斯年说：“从进入1990年代开始，医疗费用直线上升，10年间差不多上涨了10倍。在过去，一个农民卖一头猪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手术，现在卖10头猪、20头猪，能行吗？”公共投入不足，服务不够，就使得人们虽然绝对收入增加了，但安全感没有同步增加，所以不会快乐。
四是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城市盲目扩张和滥耗资源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有的地方生活富裕了，盖起了小别墅，但一开窗户臭气就扑面而来，这无异于一边建天堂，一边造地狱；GDP增长中还有一些消极的内涵。例如，由于违章建设造成楼房倒塌，发生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故之后，抢救人员的劳动、医务人员的治疗、殡仪馆的火化、以及推平旧址、重新盖楼等，都会拉动服务业、建筑业和工业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都表现为GDP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难道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吗？”而像安徽阜阳出现的劣质奶粉事件，就更是极端化的“ 负福利”效应。
五是缺乏健康的价值观、积极心态和自我调适能力。中国近年来出现了种种过去很少见的事件和案件，如用硫酸泼黑熊事件、河南平舆黄勇案、云南马加爵案等等。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中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的比例达70%，每年有28.7 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全国现有各种精神病患者1600多万，有的大城市人群中有8 6.7%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
综上所述，中国的快乐鸿沟既有东亚鸿沟的一般特征，又有许多体制性、结构性和增长方式引发的特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更高度的重视。
创造快乐的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