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因一项“部长夜谈”制度，“干部群众有难处，去找市委组织部”竟在福建漳州一时传为美谈。然而，这项制度在接待群众4．3万人次、反映问题和提建议1．8万多件和办结1．4万件之后无疾而终（5月17日《北京娱乐信报》）。
以笔者来看，“部长夜谈”制度流产，就是缘于其推进中的功利化操作，何以言之？因在“部长夜谈”取得一定的社会影响之后，一些领导开始欲借其体现自身所谓的政绩。其实，在漳州建立的“组织部长夜谈”制度取得一定实效之后，要求全市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加入夜谈联动，统一时间、上下对应、协调运作，共同解决群众上门反映的实际问题，其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在具体操作或推进中，漳州市把“夜谈联动”范围无限扩大，甚至不切实际地要求形成“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夜谈联动网络，就分明有点功利化的思路暗藏其中了。结果，在接下去的操作中，一些单位追求的是“夜谈”外表的完美，最终使夜谈流于一种纯粹的形式了。于是，“部长夜谈”不仅没了当初的功用，更缺乏应有的实效，群众自然失去了捧场的热情。
急进式和扩大化的“夜谈”，必然使一些部门成为“夜谈”制度中纯粹的摆设。的确，大跃进式的“部长夜谈”看上去自然是蔚为大观，但如此一哄而上的“夜谈”，已分明不再是为解决群众那里存在的问题，而是满足某些领导身上潜藏的政绩欲了。故“夜谈”也就因其流于形式和华而不实而堕落为“空谈”，甚至成为少数领导之间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官样文章的大比拼。这样的“夜谈”，像许多类似的政绩工程一样，便注定要在轰轰烈烈中“大起”，又在悄没声息中“大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