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看到5月17日《新闻晨报》报道的联合国公布全球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的消息后，我实实在在的大吃了一惊！虽然这条新闻语焉不详，没有点出这16座城市的名字，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都在中国，这个残酷的事实迫使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假装视而不见。
按照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教授的说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曲教授的话是对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导致我们不得不靠呼吸有毒的空气、喝有害的水生存的模式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如此大行其道，而且至今仍然看不到停止的迹象呢？
政府职能的错位是一个主要原因。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守夜人”，自称有着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说，政府的职能主要有4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包括保护环境）；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但在中国，拉动GDP却成了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这样政府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势必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就一定会影响GDP的增长速度；而要保持 G DP的高速增长，就常常要以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为代价。由于GDP的数字与主要官员的升迁干系甚大，属于“硬道理”，于是“有水快流”，不顾一切把GDP搞上去就成了一种“合理”的选择，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就只能让子孙后代去发愁了。
市民对城市管理的低参与度，是又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中，官员是有任期的，他们通常会在任期届满后离开这座城市，市民们却只能和他们的城市生死相依。但问题的矛盾之处在于，必须和城市生死相依的市民，却对他们的城市发展几乎毫无发言权：中国城市虽然有“非政府组织”，但在很多社会事务中却很少参与，几乎对政府决策构不成影响；城市在决定重大项目时也极少用听证或其他方式征询市民的意见；人大和政协作为反映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充分。博弈的结果只能是：官员获得了耀眼的“政绩”，而市民却只能承受代价，在更加不适宜居住的城市继续居住下去。
我相信中国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绝不止这16座，联合国的结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彷徨，我们必须尽快拿出大智慧、大决心来终止这一趋势，否则的话，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