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圣祥
据5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被称为“架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为人民群众面对面反映情况开通的‘直通车’”的福建省漳州市组织部门前些年推行的“组织部长夜谈联动”制度，这两年却偃旗息鼓了。“干部群众有难处，去找市委组织部”的美谈，名声大噪甚至被称为全国政务工作典型的“部长夜谈”，早已是名不符实，“其
亡也忽”。
笔者以为，“部长夜谈”从“大起”到“大落”，不可能只是报道中所指出的急进式的“扩大化”这一原因所致。相反，在其制度的深处，就埋藏着它必然消亡的“病根”。
首先，“部长夜谈”之所以会有效率，并不是来源于制度的优越性，而是来自于组织部门的“强势”地位，来自于接待来访的某任组织部长的个人能力，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我们又不可能期待每一个组织部长都是“包青天”，在“部长夜谈”的效果和效率完全取决于个人作用的情况下，“人走茶凉，官去政息”就几乎是必然的。这同时还决定了当这一制度被扩大推广到其他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部门之后，门庭冷清的必然命运。因为这些部门手中并没有像组织部门那样的干部任免大权，所以难免“找了也白找”。
其次，在现有的信访制度之外，另设这样的“部长夜谈”，不但加大了行政成本，造成行政机构实质上的重复设置，而且也会影响主持夜谈干部在白天的正常工作。长此以往，主持夜谈工作的干部必然会有意见，而即便他们不说出来，也肯定会影响夜谈工作的质量，造成夜谈工作效率的逐步下降。当这种质量下降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于是“不告而终”似乎也就在意料之中。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部长夜谈”的消亡是顺其自然，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在制度设计上的有益经验，此可谓“小喜”。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从“人治”到“法治”之间的过滤阶段，我们的司法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老百姓想完全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期待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社会正义的维护、各种权力的制衡都还有赖于行政机制的补充运作，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向公众提供行政救济的必要。“部长夜谈”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行政救济”，而它当年的红火也足以反映出老百姓对这样一种“行政救济”的急需。“部长夜谈”的偃旗息鼓，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既是失去了“连心桥”，也是失去了“直通车”，大家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此为“大忧”。
要解老百姓急需行政救济的“燃眉之急”，重搞“部长夜谈”的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借鉴“部长夜谈”的成功经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更好地完成对大众的行政救济工作。信访制度的改革和信访工作的加强无疑就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现实中，信访部门的工作之所以不被公众认可，关键可能还在于其权威性、协调能力以及信息传递速度等办事效率方面的低下，公众反映上去的问题常常不仅如泥牛入海，而且信访资料有时候甚至还被直接送给了被投诉人，以致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让组织部等强势部门的一把手轮流直接充当信访接待者，加强信访部门的权威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再构“连心桥”与“直通车”，或许可以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