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称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为“反形式主义”，意思是古中国的法律偏好于追求实质的公道与正义，为此不惜违反程序。而更常出现的结果可能是，无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非但没有追求到实质的正义，反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这个问题在近来已经好转，以刑事立法论，已经有了独立的《刑事诉讼法》用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但在具体的刑法实践中，“反形式主义”的幽灵仍然在走。
5月11日《北京青年报》转载《华商报》报道《陕西又见“枪下留人”案》，报道称：陕西丹凤县双槽乡发生了一起投毒案致两个孩子死亡。几天后，同村农妇赵粉绒喝药自杀未遂，被警方锁定为畏罪自杀的“投毒凶手”。她三次被判死刑，两次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在执行死刑前一晚被“枪下留人”。如果不是两位律师“没有收费，没有酬劳”地为她辩护，赵粉绒早就不在人世了。从1998年12月被捕到2002年12月终审结果出来，长达四年的诉讼反映出这个案子的棘手。陕西省高院曾两次裁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在赵粉绒最后一次上诉一年多之后才判其“死缓”，这也微妙地透露出法院的态度。
对被指控为死罪的“杀人犯”，因证据不充分而判其“死缓”，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特色。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不充分应该判处的是“无罪”，而不是“死缓”。这中间的价值选择是这样的：判处无罪，能保证刑罚不滥及无辜，但也可能导致放纵罪犯的结果；判处有罪，避免了对罪犯的放纵，但可能让无辜的人遭受刑罚。我们当然应该选择前者。
从赵粉绒案看，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投毒凶手”的惟一证据就是赵粉绒的“口供”，但后来赵粉绒翻供大呼冤枉，并举出自己被“刑讯逼供”的人证物证。再加上警方“现场勘察笔录有假”和“赵粉绒杀人动机不明”等问题，判处赵粉绒“死缓”值得商榷。
由此想起了美国的“布鲁尔诉威廉姆斯”一案。1986年12月24日，一个叫帕米拉的小女孩在美国依阿华州德茂恩市失踪，后来，德茂恩市警局接到临近警局电话，说威廉姆斯已经向他们自首。在押解威廉姆斯回德茂恩市警局的途中，一名警察说：就希望你看看天气，天在下雨，气象台说还要下大雪，我想你是惟一知道小帕米拉埋在什么地方的人，如果雪一盖，你自己也找不着了。我们何不去把她找到了，她的父母也好用基督教的丧礼把她埋了。威廉姆斯果然带着警察找到埋帕米拉尸体的地方。威廉姆斯因此被判有罪。后来威廉姆斯上诉称，警察没有给他“米兰达警告”就进行“审讯”（在美国，警察审讯之前，必须明确告诉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等内容，是为米兰达规则。）因而是违法的。而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这一观点，因此推翻了审判结果。
在这里，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不能采用的原则得到了坚决的贯彻。这种做法是否过于极端，可以再做探讨，但其中蕴涵的对程序的尊重却值得借鉴。
(韩福东 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