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林嵬 陈先发
自去年10月起，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在近10个村“压粮扩经”，强迫农民种植林果或烟叶。为保证镇里“连片种植”规划的落实，一些村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将土地分为口粮田、经济田，规定凡种口粮田的农民，免缴农业税；经济田则以每亩40元至130元的价格竞包。当地一位农民气愤地说：“动地搞结构调整，剜了农民命根子；说是富民，实际上是害民
。”回收承包地 强搞“两田制”
大李庄村14组农民李丰合说，去年10月7日，镇干部蒲建林、陆旭和村支书崔荣建等来到14组，召集10多位村民代表开会宣布：调整农业结构的大气候已形成，每个农民留6分口粮田，岗上每人的3分地集中起来种烟，其余的地70元一亩招标拍卖。当时大家都不同意，可干部们说：下午就丈量土地，看谁敢挡。
10月8日，李丰合等人到县农经总站和县人大上访，两个部门当即给镇里打电话，要求制止这一违法行为。可李丰合等回到博望镇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却是到分地现场，与镇、村干部协商。李丰合说：“回到分地现场，发现4个镇干部和几个村干部正在主持分地，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分地。可村支书崔荣建说，‘你们一没文件，二没上级的信，谁信你们？我就是一级政府，分！’”
记者又走访了水饭店、灵龟铺、毛庄等“林果村”，发现这几个村也不同程度地搞了“两田制”。水饭店村农民杨瑞卿说：“镇里强调种林果，镇党委书记齐青年还在电视里讲话，把推广的黄金梨吹得神乎其神，可群众却觉得黄金梨3年才挂果，万一种不成，白白浪费耕地。可村支书房德干却说，这回是强制执行，不种不中，上哪儿告都不行。”杨瑞卿说：“动一回地剥农民一层皮。我家10口人原有18．5亩承包田，如今，3亩多被划为林果地，半亩多被组里收回当机动地，只剩14．5亩。按规划，我家还要再栽3亩树。这样调来调去，群众还有多少地种麦？”
博望镇通过动地搞结构调整，还打乱了农村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灵龟铺村一组组长周振发说：“全组400亩地，其中110亩被抽出来重新发包种林果，可组里大部分群众包不起，90％的地被博望镇街上一个‘大包头’给包了。”种粮不出“政绩”
去年以来，粮价上涨，农民都想多种粮，可干部偏不让种，根本原因是种麦种不出干部的政绩。姜庄村一组组长李新城说：“支书让我收回一部分地种梨，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一是违反政策，二是农民习惯种粮，不会种梨。这几年镇里一会儿让种烟、一会儿让种蒜，都失败了。镇里‘逼民致富’政策是‘梦想政策’，群众不会再上这个当。”
大李庄村农民李丰合说：“1997年，我就响应政府号召种烟，可种的2亩3分烟，只卖了15块钱，气得我把卖不掉的300多斤烟叶全部倒进沟里。”大李庄村一位姓韩的农民说：“这几年种烟收益都不中，一是烟站压级压价；二是农民没技术，烟叶光得病。俺种粮虽然收益低，但风险小、投入少，是农民的稳当选择。”
一些群众还反映，干部让农民种烟，说是鼓农民钱袋，实际上是为了鼓政府的钱袋———因为种烟能收特产税，而种粮就没有。这两年农业税难收，农民拖欠镇上的农业税款已达100多万元，镇里搞结构调整，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招标拍卖农民的承包地，把难收的钱变得好收。
博望镇镇长刘理山说，博望镇有10万人，近14万亩耕地，其中小麦种植面积近9万亩。由于许多农民只考虑吃的问题，死抓住小麦不放，农民增收陷入“越种越穷”的恶性循环。为了推动农民增收，镇里今年新发展林果6000亩，并规划3000多亩连片的烟田。一些村在结构调整中相应调整了土地，主要是从规模种植、统一管理的角度考虑的。政府“隐身”监督“悬空”
去年10月9日，在大李庄村强行分地的第二天，李丰合等就把博望镇政府告上法庭，可方城县法院做出行政裁定：土地调整是村组内部事务，博望镇政府派员参加是为了指导协调，并未做出具体干预行为，因此驳回李丰合起诉。李丰合不服，向南阳市中级法院上诉，结果是维持一审裁定。方城县法院马振刚法官说：“在法庭调查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镇政府出具的文件或具体干预的证据，因而只能把镇政府的行为看成是‘指导’。”
法律维权之路走不通，李丰合等人又踏上漫漫上访路。李丰合说：“为了讨回公道，我卖了1头牛，另一名上访者徐国群卖了7只羊，4个多月里，我们先后到方城县上访30多次，到南阳市上访10多次，到郑州上访4次，跑了省市县三级农业、信访部门，可一直被推过来推过去。几个月来，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反复想，从上到下这么多部门，为何保不住农民手里的一张纸（土地承包证）？”（据新华社郑州5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