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杨青鹏拿着假的贺普丁脸上布满迷惑。他说，凭着购药发票都不能证明这药来自礼安药店，这是谁的错？ 苏州平江区法院把实案审判开进苏州大学，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观摩。刘艳元摄
5月17日下午，苏州平江区法院在苏州大学模拟法庭举行了一次公开庭审，不仅吸引了一批法学专家和400余名学生的目光，而且还引来了央视一套、江苏卫视等众多媒体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法院把实案审判开进高校这一实践和理论更紧密结合的探索，更重要的是案件本身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医药行业的管理提出了疑问；本案还有一个受关注的焦点，即在产品责任纠纷案中，在真伪不明的状态下该谁举证的问题。在连锁药店竟买到假药？
2003年11月4日，受侄子杨青鹏委托，杨习琴在苏州礼安医药连锁店第9分店购买了5盒用于治疗肝病的“贺普丁”，每盒售价225.1元。杨青鹏服用一月后病情发生异常，并于12月8日到上海长海医院诊治，医生怀疑患者服用的“贺普丁”为假药。
2004年1月，叔侄俩向苏州药监局投诉苏州礼安涉嫌出售假药，要求查处。药监局调查后，认为杨习琴购买的批号为03080012的“贺普丁”为假药，但礼安连锁店并未出售上述批号的药品，投诉人上述药品的来源需进一步调查。
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叔侄俩不服，于2004年1月16日向苏州市平江区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了被告礼安医药公司赔偿损失1万元人民币和书面道歉的诉讼请求。购药发票能证明什么？
关于该医药产品纠纷一案，原被告双方争议焦点主要聚集在：原告购买的批号为03080012的“贺普丁”是否购自被告处。
从案件受理到17日的公开审理，原告提供的首要证据都是购药发票，上面清晰标有所购药时间、药店、药品名称和所需费用。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发生疑义，但被告代理人一再声明，购药发票只能证明原告在礼安医药第9连锁店买过“贺普丁”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批号为03080012的“贺普丁”出自礼安，所以说购药发票与本案无直接证据。被告还提出礼安电脑的销售记录表明，当天礼安确实销售过5盒“贺普丁”，但批号与原告所持药品的批号不同。
原告提出，既然药品批号如此重要，为何事先不在发票上注明。被告称，药监部门没有规定一定要在发票上标明药品批号。
平江区法院也认为，购药发票是真实合法的，但由于没有购药批号，因此只能证明双方存在购销关系，不能证明假药来自被告处。
该案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何处？
假药是否来自被告处，双方提供的证据均难以证明。围绕举证责任问题，双方在法庭辩论中激烈交锋。原告还使用了最近金阊区公安分局破获的周某用假药换真药一案。周某曾经在礼安药店的第4连锁店掉过包，而用以掉包的假药就是批号为03080012的“贺普丁”。周某还承认在其它药店换过药，但忘记是哪些药店。原告律师认为这就不排除周某在礼安第9连锁店作案的可能。
法院审判认为，根据立法精神，考虑到本案中原告所处的弱势地位，且举证已尽所能，而被告举证责任还有未尽之处，所以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法院判决被告退还原告1125.5元的购药款，驳回原告的其他请求。
庭审结束后，不少旁听者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发票都不能证明什么，以后消费者还怎么维权；发票上没标明药品批号，是谁的责任。为此，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平江区法院院长张玮。他说，这个案件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是否应该在发票上明确注明销售药品批号，为此该院已向省和市药监局送交了司法建议。 本报记者刘艳元 本报通讯员孙宁华（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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