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最新消息，毒酒事件的中毒人数达到了56人，死亡人数也上升到11人。相关的程序正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展开：一个由中央多部委组成的国家级调查小组来了，地方的大规模检查也在进行之中。更令人头痛的是，毒罐头的阴影也在民众的心中扩散：据5月17日《南方日报》报道，毒罐头的流出地茂名市、高州市正在彻查这一行业。可已经流出的罐头究竟有多少，是否已经进入民众的食品采购袋乃至口腹之中，现在仍然是个未知数。
最近的系列食品“杀人”事件，让我们更加清楚：一个由于监管模式先天缺陷与后天操作失当，实际已处于半放纵状态下的食品生产市场，带给所有人的都是近在咫尺的伤害。
安徽省阜阳两位工商所副所长，早在去年9月就已获得有关劣质奶粉致人死亡的投诉，却受贿于劣质奶粉销售商，千方百计隐瞒真相，最近被刑拘。这捅破了劣质奶粉背后的另一层真相：如果执法职能机构的某些人，与制假者形成紧密的利益团体，就会形成一个沼泽地域，初陷沼泽之地者发出求救信号，但围观者不仅保持沉默，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还形成一堵人墙，致使求救声无法越过人墙，让更多的外界之人知晓。最终，求救者被沼泽吞没，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的沼泽地看上去依旧与平地没什么区别，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上钩者。
有些数据我们不能一晃而过：不少酿酒作坊无《酒类生产许可证》，却有营业执照，且写明可“自产自销”；一些化工公司未办证照，无起码制度，便销售工业酒精；广东省从2003年4月开始进行涉危企业的批准书和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但广州市3784家涉危企业到今年4月仅150家取得了经营许可证。毒酒事件撕开了曾经被遮盖的创口，让我们看到残酷的真实。
相对市场之庞大，政府感叹于拥有资源的有限；但相对造假之初的地下市场，政府拥有的资源则完全能够从容应对，只需每个环节环环相扣，就足以形成比较有效的管理链条。从造假的规律来看，开始就一哄而上并不常见，更多的是试探性的零敲碎打。就理性人与经济人的角度而言，造假者既然希图获得更大的利润，他必然要计算成本付出与风险损失之间的得失，一种原本高危的造假行业，是旁观、是尾随，先看看风头再说，是“主流”情绪。可如果管理链条松动，甚至出现内外勾结的现象，高危行业就成了安全操作，游移不决者目睹这样的情形，“坚定”“投身”造假行业的决心。冒险成为了普遍性的行为，风险成本就会被不断稀释，加入者被此行业的高利润与低风险所吸引，后继者源源不断，风险成本就进一步降低，这种奇特的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因突发事件而被打破。
造假还被归咎于诚信的缺失。一个人的失信，是道德问题，一群人乃至一个行业的普遍失信，则必定是一种制度病。失信成为传染病，温床来自于制度的失控，制度明明白纸黑字，却形同废纸，执行制度者就难辞其咎。在此环境之下，遵守制度者总是吃亏，它会逐渐朝违规者的路子靠拢，因为这是“酱缸环境”中最好的选择。旧有的道德规范被颠覆、苦心打造的规则持续被打乱，这不能全怪失信者，人有病，更多时候是后天环境所致。
人有病？还是“制度”有病？执行“制度”不力以及背道而驰者弄出的种种弊病，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因为这样的制度中，违反制度的人，不管是执行制度的官员，还是应遵守制度的平民，虽然一直都这样做着，但对应的监管与惩戒措施实在太少太少。除了那些在毒酒、毒泡菜、毒罐头之类“突发事件”中偶然被发现的“倒霉者”，他们的损失确实少矣！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相关制度，从而规避类似风险，建设一个诚信社会，一个法治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