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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贤:科学家应该像一棵大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20日10:48 《中国青年》杂志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采访/本刊记者 刘新平

  很多时候,付出往往意味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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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赵先生,在采访您之前,关于您,我曾经听到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1987年初 在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之前,您在中科院物理所基本上是默默无闻、且不受重用的,所以那时您的心情很落 寞;第二种说法是,您在那之前其实早就挑起了大梁,在单位和专业领域里广受关注--我想知道的是,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 真实?

  赵忠贤:第一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1979年,我们物理所成立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也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中 成立的第一家学术委员会,学界泰斗严济慈、黄昆等老先生都在委员会里任职,而我也是委员之一。那年我刚刚38岁。我这 么个小字辈能够跻身其中,可见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当然,第二种说法也有些言过其实,因为那时我虽然在作科研,也屡有论 文发表,但影响并不大。

  《中国青年》:据说您在所里曾经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兼职翻译?

  赵忠贤:那还是改革开放之初,中科院请了法国的许多一流科学家来中国讲学。到物理所的时候,我就当陪同、当翻 译。记得我前后为60多场讲座和报告当过现场翻译。

  《中国青年》:全部都是义务的?

  赵忠贤:是的。那时根本没有“付费”的说法,而且也是我应尽的义务。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当翻译的过程也就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有些讲座所涉及的专业是我不懂或知之甚少的,那么,为了当好翻译,我就得抓紧一切时间给自己补 课。外国科学家作报告不是拿着现成的稿子上去念,而是现场发挥。所以,我还得将他们每个人以前发表的、与报告内容相关 的文章找出来“恶补”。这样当然会很累,但我却学了不少东西,还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视野,扩大了自己的专业面。所以, 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不要斤斤计较一时的眼前之利,更不要把付出仅仅当作是一种牺牲,因为付出往往 意味着得到。

  《中国青年》:很多时候付出也是一种责任。

  赵忠贤:如果你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大家多做些服务性的工作就是你必须承担起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是很自然的事 情。而在尽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你同样可以有许多意外的收获。1976年,为了推动高温超导的研究,我积极倡议、组织 和促成了"全国高温超导学术讨论会"(后更名为高临界参数超导体讨论会)。从1976年到1986年,讨论会一共搞了 六次,每次我都是组织者之一。期间,我除了当过一次主席,另外五次承担的都是秘书长的工作。秘书长是什么?就是组织, 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表面看起来,这种服务占用了我自己搞科研的时间,但我却得以与那些从事超导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对他们在研究中的经验和体会,对他们的研究本身有哪些得失和特色,我都细心地琢磨和思考--对我 来说,这就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我后来对瑞士那两个科学家工作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自然的,我也就不可能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取得一些成绩。

  为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而战……

  《中国青年》:自从1911年荷兰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发现汞的超导效应之后,探索具有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一 直是全球科学家的追求。1973年,人们发现了超导合金--铌锗合金,其临界超导温度为23.2K,该记录保持了13 年。1986年到1988年的三年,成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三年。而有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家顶尖科学 家参与的对高温超导体发现的竞争,其激烈程度也是科学发现史上少有的。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您和您所领导的研究 组,在1987年初首先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超导体,公布了其化学成分,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并由此推动了很多国家的超导 研究。直到今天,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您依然代表中国和中国科学界屹立在世界高温超导研究的前沿--您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从事超导研究的?

  赵忠贤:1964年我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后,除了有五年时间搞国防任务之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从事超导方面的研究工作。1986年4月,瑞士科学家穆勒和柏诺兹发现Ba-La-Cu-O材料在35K时 开始出现超导现象。9月,我看到他们的论文后,马上认识到了他们工作的重要性,立即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开始了有关的研 究工作。1986年底,我们在多相的Sr-La-Cu-O系统中观察到了起始温度为48.6K的超导转变。1987年 2月20日凌晨,我们得到了起始临界转变温度在100K以上的超导体;2月21日,论文递交《科学通报》。2月23日 ,我们又制出了第二批样品,证明其制造工艺是可以重复的。2月24日,中国科学院发布新闻,宣布获得液氮温区的钇钡铜 氧超导体,并公布了化学成分。

  《中国青年》: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在那期间,您曾经不休息地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

  赵忠贤:也不是完全不休息。实验室里没有床,困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打一会儿盹,醒了就继续做试 验。

  《中国青年》: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儿像一场争分夺秒的攻坚战。

  赵忠贤:因为超导材料及技术在未来经济领域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并很有可能像半导体材料那样,导致一场新的工 业革命。所以,美、苏、日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都想在这场竞争中获胜,而临界温度也在一度一度上升 。我们当然必须抓紧时间,为中国而战,为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而战。事实上,我们在1987年2月19日下午6点对研究结 果就已经心中有底了。晚上11点结果全部出来,等检查完温度计等各种仪器,将试验又重新做了一遍,结果重现。为了把握 性更大,我们甚至将有些样品的渣子都拣回来,以便多做几个样品。当对样品的每一个不同部位都反复测量、检验无误后,我 们才放下心来。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当时的实验条件比较差,如果好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成果会更大、更好。

  《中国青年》:第一眼看见样品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赵忠贤:激动是当然的,但很快也就平静下来。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间里我们所有的心血和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 至少证明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与期望。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中国青年》:作科学研究是一项艰难而又漫长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科学家,最重 要的品质是什么?

  赵忠贤: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拥有坚持下去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够忍受失败、孤独和寂寞。有一个年轻人 ,在中关村开了一家公司,生意很红火,也挣了不少钱。突然有一天,他感觉腻了。大学里他读的是物理系,他就找到我:赵 老师,我不想在生意场上混了,我想跟着您搞科研。我说作科研是一件很苦很累的事情,你能坚持吗?他很坚定地说:放心吧 ,赵老师!给我三个月时间,我会做给您看!我说不用三个月,你能坚持一个月就可以了。我就给他一个简单的小课题让他做 ,结果是,不到20天他就受不了了。每天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实验室里,重复着枯燥、单调的实验程序;烦了,又没个人陪他 说话、聊天,他自然也就干不下去了。所以,作科研不可能成为他的最佳选择。

  《中国青年》:因为他不能坚持。

  赵忠贤:你看那些树,它们扎根在脚下的土壤里,从不因为风暴雨雪而动摇,这样才能吸收天地精华,才能根深叶茂 ,最终长成栋梁之材。每一个从事科研的人都应该拥有如是的品质,认准一个目标,就要百折不挠地走下去。现在是商品经济 时代,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面临着很大的诱惑,要真正树立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并非易事,就更需要我们具有这种“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大树的品质,以韧性和坚持走向成功。

  《中国青年》:有人坚持了,可最后却未必能够成功。

  赵忠贤:有时候是这样,但更多的时候是坚持得不够,努力得也不够。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们工作的实质,就是去 打开一扇扇神秘的大门。我们的口袋里装着无数把钥匙,而其中只有一把钥匙能够开启那扇门。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不 懈的实验和努力,找到那把惟一的钥匙。也许,我们试验了几乎所有的钥匙都失败了,也许当我们的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把钥 匙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勇气,于是我们选择了放弃——但或许,就是这最后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们开启那扇门, 并解开所有的未知。

  《中国青年》: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能否坚持?

  赵忠贤:正是这样。其实不光搞科研要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工作,如果想做出成绩,获得成功,没有坚持的精神, 也都是不行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往往拥有远大的志向,辉煌的目标,可一旦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容易志消气坠,甚至从此 沉沦下去——对他们而言,韧性和坚持往往比学识和水平更重要。

  诺贝尔奖并不是惟一的……

  《中国青年》:自从1901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仪式首次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到现在还没有一位中国本土 科学家戴上这顶魅力四射的科学皇冠。作为一位在1991年和1999年两次去瑞典参加颁奖活动的中国科学家,我特别想 知道,当您亲身感受到颁奖活动现场那种既庄严又热烈的氛围时,您是否产生过一种冲动:在有生之年,用自己的科研成果, 为中国赢取一次诺贝尔奖?

  赵忠贤:诺贝尔奖奖励的是那些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一个科学家当然希望自己能得诺贝尔奖。而诺贝 尔奖所奖励的原始性创新科技,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都起过重大作用。比如,得奖人在信息技术、量子力学、半导体等方面 的原创性发现,把我们带入了信息社会;核能则给人类带来一种全新的能源……也正是因为诺贝尔奖对人类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中国科学家当然应该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诺贝尔奖并不是惟一的科学 标准,不能把它当作科学研究的惟一目的。也不是所有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能拿到诺贝尔奖。这方面有许多现成的例子。比 如中国科学家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胰岛素结晶就没有获奖,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也没有获奖。所以,如果认为从 事科学研究不得诺贝尔奖不行,这显然失之偏颇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创造一个好的科研传统和环境,让一批年 轻的科研人员尽快成长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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