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公布，是上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的一次微调，全国都在进行类似修改。

　　但到2010年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不会变动

　　本刊记者/罗雪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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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周刊：近日上海开始实施新的《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条例中关于再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改动，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二胎政策有所松动的迹象，您如何评价？

　　于学军：再生育政策并没有放松，只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新的形势，各地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对生育调节部分进行了微调，而且幅度很小，目前社会上对此有很多误解，希望能够澄清。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现行政策实际上是立体多元的政策，并不是笼统的“一孩”政策。该政策从1984年实施到现在，基本上是稳定的。

　　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均在国家政策原则基础上，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计划生育条例。2001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各省条例都要与这个“大法”保持一致，所以自2001年后，各省纷纷开始修改计划生育条例，目前已经基本修改完毕，并不是只有上海一地进行修改。

　　新闻周刊：此次上海新《条例》中，取消了原《条例》中再生育间隔四年的规定，增加了人口预报制度，您如何看待这“一加一减”？

　　于学军：取消再生育间隔也不仅是上海一家。吉林、宁夏、海南都有类似规定。上海社会经济较发达，人口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平均初婚、初育年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取消间隔，更有利于母婴健康，对于 “以人为本”、保障人权都有好处。而从人口学角度，短期内对于上海人口总量的影响不大。

　　增加了人口预报制度，实际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人口预报制度就是人口预测，比如对就学、就业和养老高峰的预测，过去主要是由学术机构进行，老百姓并不太清楚。上海是首次以条例的形式，把它明确为一个必须向社会公布的制度，这就保障了百姓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能够引导人们避开生育高峰，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的阶段性波动，也有利于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所以，“一加一减”体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的转变：更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人性化了。

　　新闻周刊：其他各省关于《条例》再生育政策的修改是否与上海相同？

　　于学军：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有的相对收紧了，有的相对宽松些，但都是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总体要求下进行的微调，这是允许的，因为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但这并不能说明是二胎政策的松动迹象。比如上海这次增加了四种再婚夫妻再生育的规定，其实类似规定原来就有，已经执行了好多年，并不是新鲜的，也不仅在上海，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有相同的规定。这次上海将原有的规定写入新《条例》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将其公开化、透明化。

　　新闻周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条例都规定，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城市里符合政策生育二胎是否会成为普遍现象？

　　于学军：短期内，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由于我国农村目前实际执行的是1孩半政策(即相对城市来说生二胎的标准宽松一些)，所以我国现在累积的独生子女数量占人口的比例并不高，0～30岁的人口中独生子女约占10%，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里，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加快，城市和农村交融越来越多，还得算一算“独找独”的概率有多大。事实上，所谓“四二一”模式的家庭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存在。当然，随着，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这种现象会逐步增多。据人口学家测算，独生子女之间结婚生育二胎可能会使总和生育率提高得有限。

　　新闻周刊：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如允许生两个孩子是否有助于调整人口结构？

　　于学军：根据我个人从事老龄化研究的结果，老龄化的高峰应该在2030年前后，那时的老年人现在已经出生了，所以多生孩子并不能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我们观察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看比例，更主要的要看绝对数。即使现在允许多生一个孩子，对老龄高峰压力的缓解效果不大，不能够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相反，我国现在面临人口发展的机遇期，因为孩子比较少，而老年人还没有到达真正的高龄化，数量相对比较少，而且相对“不太老”，从人口学角度，恰恰面临一个人口红利期。所以在现阶段，稳定低生育水平更有利于中国人口发展。要解决老龄问题，重点不应在生育政策上做文章，而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新闻周刊：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会相应变动？

　　于学军：中共中央2000年《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规定了2010年前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工作方针和原则，这期间，我国的生育政策基本不会变动，主要是补充和完善。

　　当然，任何一个政策，包括生育政策，都没有完美意义上的政策。在某个时期适宜的政策，如果不与时俱进做出及时调整的话，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水平并非越低越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生育政策当然要遵从自然发展规律，也要遵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调整，但是改变不是现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维持现行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新闻周刊：但是已经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提议？

　　于学军：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在学术界确实有一些建议，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限于学术研究的层面。生育政策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政策层面上需要细致研究，这是由中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在历史上有过政策的失误导致人口波动的教训。从人口学上看，因为人口再生产是一个特殊的“不可逆”的过程，变动失误了以后，修正特别困难，不能轻举妄动。中国有近13亿人口，必须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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