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据5月20日《青年报》报道，上海将于年内出台“错时上下班”方案。“错时上下班”作为均衡交通流、降低高峰时段流量的有效手段，它的实施对上海部分居民的上下班时间、出行习惯、生活规律将产生重大改变，因此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现在一些城市之所以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目的就在于借此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用电紧缺带来的压力。而实际上不仅如此，这项制度还可以有效地刺激人们消费，拉动夜间经济，可促进家庭组织成员间的亲情关系，可让更多的人获得特定的休闲和娱乐机会等。这种作息时间调整在理论上能带来的良性效应是多重的，既有利于城市的公共管理，也有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能良性调节生活消费，增进工作效率等。
一项公共政策的推行，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同样是在浙江，杭州与温州的错时上下班制度取得的效果就存在明显的差异，《钱江晚报》曾报道过，杭州从2001年5月8日起实施了错时上下班制度，然而两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并未起到真正缓解交通与电力压力的作用，反而带来了一些尴尬，每天早晨7点到8点半，仍然是全市公共交通的最高峰。而温州一位市领导却说，实行错时上下班后，温州相当于少花20亿元打通老城区的主要道路。
这说明，错时上下班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效果如何最终还必须靠其投入运行后，所起到的实际效益和效率来证明。上海市将于年内出台“错时上下班”方案，有关方面明确表示，这一政策将经有关部门研究论证后，方可实施。我以为，这本身就是务实之举。作息时间的不断调整，本身体现了各级政府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关心。但是，一项政策的出台，既要考虑到特定地区的社会条件，比如经济基础、城市软硬件设施、客观环境因素等，还要尊重特定地区人们的具体的“习惯”。特别是对有着极其悠久传统的中国人民来说，许多公共政策的实施都是通过渐进式不断完善和调整来最终完成的。实行错时上下班同样如此。这一政策本身是政府的一项举措，体现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理性思维与人性化精神。但与此同时，这一政策的推行也考验政府公共管理的智慧。有关部门仍然要不断为公众工作生活开拓便利空间，并且，对政策的具体执行实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才能在推行中取得实际的效益和效率，来提升城市公共管理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