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医学院专门为薛荣华的同班同学作心理辅导调查有些学生心理问题更严重

　　“我们学校有些学生的心理问题比薛荣华还严重！”昨日，江西医学院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普查显示，超过10％的受访学生存在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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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障碍，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学生差。19日，为消除学生的恐惧感，该校专门为薛荣华的同班同学作危机干预心理辅导。接受辅导学生都哭了

　　昨日，记者以受此案困扰的学生的名义走进江西医学院心理辅导中心。尽管该中心的老师对记者的身份有所怀疑，但他还是耐心地作了辅导。他开导记者：“薛荣华这种事你防得了吗？防不了吧？所以干脆就放松点。”

　　辅导期间，他对记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始终不愿透露姓名，而且一提及“薛荣华”他就回避：“你们找学校宣传部吧。”他只透露说，薛荣华事件发生后，来咨询的学生明显多了。

　　为了消除学生的恐惧心理，19日，该中心老师专门对薛荣华的同班同学作危机干预心理辅导，让他们把悲伤的情绪发泄出来，把对此事的看法表达出来。辅导中，所有学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哭了，他们在悲伤的同时感到恐惧。10％学生有心理问题

　　南昌一民警曾向记者透露，江西医学院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自杀。对此，医学院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不愿正面证实。

　　这位老师说，去年学生正式上课后的第三周，该中心曾对全校学生进行过一次心理健康普查，最后回收1389份答卷。经过分析，他们发现，10．96％的受访学生存在中度心理障碍。该中心已将上述调查结果反馈给校方和各系，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去年开始，在期末考试期间，针对期末考可能激发学生潜在的压力这一问题，开展专项心理教育；从各班选出一男一女两名学生，让他们接受心理健康保健员培训，然后按照该中心的标准筛选“问题学生”反馈到系里；排演心理剧，通过舞台剧展示学生的心理冲突，并传授解决方法等。

　　但该老师同时表示，受旧观念影响，学生在心理上还放不开，所以到中心咨询的人不多，这也导致一些存在心理障碍的学生越走越远。贫困生心理状况更糟

　　同时，该中心在心理健康普查中还发现，贫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学生差得多。平时的咨询和调查发现，相当部分贫困生的自卑倾向很严重。这一方面是经济压力大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不高、生存压力大，贫困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高校中普遍存在上述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动态受害者家属盼尽快有结果

　　“这件事为什么在南昌没有公开（报道）？他们究竟要隐瞒什么？有关部门何时能给我们一个公道？”连日来，两名遇害者的十多名家属一直苦苦守候在南昌，等待此案的调查结果。

　　由于农忙时间到了，且担心父母在南昌受刺激发生意外，受害者梁金霞的哥哥焦急万分。

　　有关部门对众媒体的态度令他们非常担忧，他们迫切希望《东南快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社记者介入调查后，此事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妥善解决。手记采访？找学校宣传部去！记者成“洪水猛兽”采访如“与虎谋皮”

　　就算你说自己是马加爵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说自己是记者。在南昌采访的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家媒体记者都感到疲惫不堪。

　　一起在闹市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血淋淋的恶性突发事件，事实没有任何争议，但在各路记者赶到时它似乎突然“蒸发”了：当地媒体没有只言片语，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公开这一消息。但纸是包不住火的，在外地媒体介入采访前，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一消息的南昌市民要么认为这是假新闻，要么把它扩大化———有人说薛荣华砍死3人，有人说7人，甚至更多。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令公众恐慌、恐惧，尤其是江西医学院的学生及附近群众。

　　记者调查采访时，寻求当地有关方面的配合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如此，记者还受到种种阻挠：把记者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者有之；一边说给领导打个电话请示一边收拾东西溜之大吉者有之；在各出入口设岗拦截记者、视记者如洪水猛兽者有之……

　　以江西医学院为例，该学院规定：学生一律不得接受记者采访。因此，该校师生面对记者时几乎众口一词：“你找学校宣传部去！”而当各路记者赶到该学院宣传部时，均受到如下特殊“礼遇”：

　　第一关———办公楼保安拦截：“你们不能上楼！”

　　第二关———矮个中年男子拦截：“出示记者证！”验毕，打电话。

　　第三关———黑衣女子下楼，再次验看记者证。

　　黑衣女子反复翻看《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记者证，甚至把记者证所夹的银行卡一张张掏出来翻看。

　　“你这证件有涂改痕迹！”

　　“没有改啊，我们正等着换新证，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上网查，也可以打电话到报社查。”

　　“我干嘛要打电话查？你的证过期了！你不能上去！”

　　接着，女子查看《外滩画报》记者的证件：“现在已经是绿色记者证了，你怎么还是红色的？怎么没有写有效期限？”

　　“我们还没换新证。”该记者指着本报记者的记者证，“喏，她也是红色的。”

　　女子这才放过《外滩画报》记者，开始查看本报记者的证件。前前后后看了又看，她终于挥手让我们上楼。

　　本报记者提出要等《新京报》记者，她便不耐烦了：“你想不想采访？！算了，你不用上来了！”言毕，径自领着《外滩画报》记者上楼。

　　10分钟后，上楼的记者愁眉苦脸地下楼：“不是我采访他，而是他‘采访’我。他们还安排人上网查我的资料，还打电话到上海新闻出版署问为什么不发新记者证……最后他只给我两分钟时间采访。他还要我留下手机号码，而他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

　　《新京报》记者赶到后，经各关验明身份后上楼采访。与《外滩画报》记者的遭遇几乎一样，《新京报》记者最后要求“平等”询问对方名字时，对方答曰：“我们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采访接近尾声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想起死者家属的那句话：他们究竟要隐瞒什么？他们隐瞒得了吗？

　　作者：魏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