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黄兴华、丁文杰

　　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钟声，饱受血吸虫侵害的国人挥手告别“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苦难岁月。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被称作“瘟神”的血吸虫早已淡出国人的视野。然而，记者日前在洞庭湖区采访时发现，部分地区疫情死灰复燃。走近晚期血吸虫病人（俗称晚血病人），只见“瘟神”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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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汉成了“废人”

　　从湖南岳阳市出发，汽车在洞庭湖东岸广袤肥沃的大地上蜿蜒前行了半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君山区柳林洲镇三家店村的一栋低矮的平房前。当地血防干部李江辉几声呼唤，一个腹大如鼓，骨瘦如柴的中年人迈着颤微微的步子，气喘吁吁地从屋里走出来。他就是晚血病人黄富贵。

　　17年前的那个春日，22岁的黄富贵满怀青年的梦想，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山村来洞庭湖畔“淘金”。头一年，他一口气承包了5亩水田、12亩旱地，垒起猪圈养起了猪。每天天刚放亮，他就来到湖畔的草滩上打草喂猪。当人们刚起床时，他早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忙开了。一年下来，他挣了一笔钱，买下了如今栖身的一大间平房。几年后，他凭着自己的勤扒苦做，家里有了积蓄，他也娶回了同样勤劳的妻子。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勤劳善良的庄稼人在田里劳作时，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就是走在路上，他的腿脚也软软的。但他从没当回事。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曾是远近闻名的“虫窝子”。直到1992年底的那一天，他肝区疼痛不止，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妻子送他去医院，几次检查下来，他确诊得了血吸虫病，且病得不轻。

　　也正是从那时起，这位起早贪黑的年轻人只能每天下地干上几个小时，平时喷嚏也不打一个的壮汉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这些年来，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责任田也只能全部交给爱人。

　　走进他那不到40平方米的平房，只见黑乎乎的房子前半间并排放着两张木床，这是他们夫妻和孩子用的。离床不远的后半间便是生火做饭的“厨房”。

　　“前几年我真想死，因为每年几千元的医药费家里根本负担不起，我一停药就连路也走不动了，”黄富贵说，“这两年，政府免费为我治病，我才有了求生的念头。”

　　据介绍，他治病的钱来自于湖南省财政厅与当地办血防联点的资助。如今，当地政府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免去两个孩子上学全部费用。

　　与“瘟神”较量半个世纪的人

　　找到君山区的何寅斌时，这位已与“瘟神”较量了整整近半个世纪的78岁传奇老人正挺着个大肚子，躺在硬板床上痛苦地呻吟。

　　他是1958年从邻近的一个县来到这里“向洞庭湖要土地”的。当时，这里芦苇纵横，杂草丛生，钉螺触手可及。但凭着自己年轻，他和一班热血青年硬是从洞庭湖中围垦出了一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为集体创造了财富。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感染上血吸虫的沉重代价。

　　前年以来，他每年都打针吃药，积极治疗，效果较好。但因为当地一直处于疫区，往往病治得差不多了，他下地干活一接触疫水，又重复感染，影响疗效。

　　这些年，他感染就治，治了又感染，一直在与“瘟神”作殊死搏斗。但治病得花钱，每月100多元的退休补贴早已不能满足他治病的需要，幸好政府每年免费供药，几个子女也不时给予支持，他一直在苦苦支撑。

　　难逃厄运的移民

　　走进华容县血防医院住院部，墙上的一幅巨幅照片引起记者注意：照片上一名肚大如鼓的患者斜坐在椅子上，黑漆漆的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操军乡龙华村的晚血患者黎中清。

　　县血防院副院长陈佳荣介绍，今年39岁的黎中清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上的小集成垸内，因为当地是个典型的“虫窝子”，父辈都因血吸虫病过早离开人世，他自小也感染上了血吸虫。为了逃脱父辈的厄运，前几年他带着妻儿，举家迁往操军乡。

　　在这里，他一边种田一边治病，但因为家庭实在太困难，血吸虫病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尽管身无分文，但4月2日腹围已达110厘米的他抱着死在医院总比死在家里强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医院。

　　出于人道主义，院方为他免费提供1000元的医疗费，并在县里有关部门为他争取了近千元。但相对他的病情，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自负盈亏的医院不得不中断他的治疗。这使他的病情出现恶化，一度出现肝昏迷，呼吸道大出血。院方只得进行抢救，待病情稍微稳定，家人将他接回家中。

　　陈佳荣说，如果不继续治疗，黎中清只能坐在家中等死。医院放弃治疗也是出于无奈。为他的病，亏损运转的医院共花了近6000元。“再说，像他这种情况，每年都会遇到一两起，如果再多点，医院非拖垮不可。”他说。

　　据统计，洞庭湖区血吸虫病人已达21.1万人，其中晚血病人540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