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石家庄5月21日电 (记者 傅双琪 江山)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室里，两位大河镇纸房头村的农民杜生会和魏军恒握手言和，结束了两个月以来的争吵。
他们争吵的原因非常简单：杜生会去年建的新房排水系统没装好，下雨天雨水从屋顶排进了邻居魏军恒的家里。魏军恒因此加高了围墙，于是，杜家房屋的排水又成了问题。
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两次调解，两位邻居达成了协议：杜生会给自家房屋安装排水管；魏军恒则拆除围墙。
“我们村里要是发生什么纠纷，最先找人民调解组织。你看，就这么一点事，要是去打官司，时间拖得长，又花不少钱。咱农民赚个钱不容易。”杜生会说。根据协议，安装排水管只需要他花80到100元钱，而调解则是免费的。
中国自50年代开始在每个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都是义务工作者，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
大河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张立安说，调解委员会一个月一般受理4到5起纠纷，多数是房产和赡养纠纷。调解员们往往到当事人家里找他们聊天谈话解决矛盾。遇到比较困难或者较重大的纠纷才把双方当事人请到调解室里。
他说：“我们要尽量地做到有亲和力，贴近群众，这样有利于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和法庭诉讼或政府协调不同的地方。”
根据石家庄市政府提供的数据，2003年此地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的纠纷在4万件左右，比上年增加了34%；同时，信访量减少了13.9%，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下降了10.5%。
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21日在此间举行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上说，在调解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带来的热点纠纷上，人民调解的方式具备贴近群众的特点和优势。司法部将引导人民调解组织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
胡泽君表示，司法行政部门将致力于保证人民调解组织的民间性，“不能把人民调解委员会建成行政协调组织”。
2003年，中国整顿了33万个人民调解组织，更换和改选了400多万人民调解员，不少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成为人民调解员。
李秀忠是为杜生会和魏军恒调解纠纷的3位调解员之一，是大河镇另一个村贾村退了休的村委会主任。他说：“我从前的工作经验在调解纠纷上又派了用场。不过，还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
司法部基层工作司官员李冰说，每个人民调解员必须通过考核才能开始工作，每年至少要有10天的时间学习法律法规和培训调解技巧。目前，有半数省份开始发放人民调解员资格证书，让他们持证上岗。
去年，在原本没有人民调解组织的街道和乡镇成立了4万多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消费者协会、残疾人联合会、集贸市场、经济开发区和物业管理小区等一些组织也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杜万华说，民间调解符合中国人不愿意伤和气的心理，有时候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在平等自愿，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如果自愿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法院是非常支持的”。
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