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新华社记者最近对两个曾经轰动全国的“典型”进行了回访，结果发现：1998年始于浙江绍兴市嵊州一个山区小乡，继而作为一项制度“走”向绍兴市，进而“走”向浙江全省的《民情日记》，已处于基本停记状态，有的甚至成了自我表扬的“功劳簿”、应付考核的“作秀簿”。而1996年始于福建漳州市委组织部，继而作为一项制度扩大到县市区组织部门
，进而扩大到市直20个部门，又进而扩大到市县乡三级450个党政机关的“部长夜谈联动”，目前已悄然消失。（据5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从这两个“典型”由兴转衰的命运中，人们可以进行多方面、多层面的思考；但于我看来，在所有的反思中，考量制度与人的关系不可或缺。这不是我的臆断，而是由这两个“典型”本质而共同的特征所决定的。
经验推广要看环境看价值
关于制度建设，邓小平曾有两个著名论断：一个是要使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另一个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两个论断之间其实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前一个论断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要以后一个论断为前提。换言之，应当坚持也必须坚持的制度，首先应当是好制度。而一项所谓“好制度”，至少不应当存在重大缺陷，其设立动机、生成基础、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制等重要方面应当是客观的、公正的、科学的。从这两个论断的立意出发，也许能对上述现象导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民情日记》也好，“部长夜谈”也罢，在其当初，都不过是局部的经验。但在后来，它们都获得了制度的形式，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强制推广。在这种发展路径中，事实上有两个重要问题必须省察，一是局部经验有无可能上升为制度，这要考察经验形成的客观环境；二是局部经验有无必要上升为制度，这要考察经验是否具备制度化价值，以及成为制度之后是否对其他经验构成排斥。但显然，这两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或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更感兴趣的，也许不过是在自己的亲自扶持和亲自推动下，经验必须迅速地上升为制度并得到迅速的推广，由此迅速地成长为“典型”，迅速地收获具有轰动性的外部效应。
领导的暧昧动机值得警惕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遵守制度的意识不强，坚持制度的意识不强，进行“制度创新”的冲动却很强烈。你搞了《民情日记》，我便搞一个别的什么《日记》；你搞“部长夜谈”，我便搞一个什么别的什么访谈。总之，一定要与前任有所不同，一定不能工作生活在上一届的“阴影”中。如此循环往复，在表面上，真可谓处处有“典型”，日日有“创新”；在骨子里，却不过是旧式官僚“一个将军一个令”的套路。
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制度秀”中，人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领导者作为绝对主导性力量的存在。事实上，邓小平的前一个论断已深刻地触及到制度与人（特别是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是，倘若一项制度在创设之时，即隐藏着领导者的暧昧动机，打上了领导者的个人烙印，则其遭遇因人而生也将因人而逝之类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在我看来，局部的经验不一定非要上升为制度，重要的是肯定和提倡经验背后的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否则，倒易扼杀因地制宜的活力，滋生信奉本本的危害。而且，在多样化、多元化趋势加深的现时代，依靠“典型”开路的传统做法，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至于由经验而制度而典型的轨迹，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的政治生态。匡正制度与人特别是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发现“好制度”、推行“好制度”、坚持和发展“好制度”的重要前提。但显而易见的是，要领导者对制度及其构建普遍存有敬畏之心、怀抱崇高之情，仅仅依靠领导者的个人觉悟是无法实现的。（日京／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