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昊
《隔离而平等法(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所产生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法律。它规定在多种公共场合黑人和白人不能同处一地，名曰隔离而平等，实乃隔离而歧视。最后在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最高法院废除。所谓“隔离而平等”就成了美国人权史上一个代表耻辱的提法。
但我想，这样一个提法并非一无是处，如果它的着眼点放在“平等”而非“隔离”上、如果用它来解决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可能会是对症良方。
《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深圳将设专门收治场所，统一关押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等特殊人员，并得到了广东省公安厅在原则上的认可。此前，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规定要采取必要措施为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可以想见，今后对于特殊人群犯罪的“特殊待遇”恐怕要越来越多地出台。这可被看做是相关法律的细化、对执法空白的填补，也是对其他非艾滋病人群，包括执法者、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负责。
在公共卫生领域，可以适当牺牲病人的某些次要权利以保护公共健康，这是正当的做法。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行走在伦理和法律边缘的做法一定要慎重使用。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法律实践中，这种由政府“授权”的隔离政策一不小心就会带来歧视、人权损害，以及政府信任的危机。毕竟，在实践中，“隔离”和“歧视”只有一步之遥。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智利、中国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对监所艾滋病人的处置方式。如在台湾地区，各监所对“新进受刑人”一律做艾滋病毒检验，感染艾滋病的受刑人立刻隔离，即使身体功能良好，也不得参与团体任何活动。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有些监所只有一位艾滋病受刑人，就只能被单独关押。有些刑期长者，可被单独关押数年之久。在单独关押及缺乏相关辅导和资讯的双重打击下，许多艾滋病人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一位艾滋病受刑人就因为长期独居缺乏支持而经常企图自杀。可以想见其精神痛苦程度。
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有更大的机会感染艾滋病，就是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联合国艾滋计划署报告表明，最容易受艾滋病影响的正是社会上的弱势人群：妇女、儿童、少数民族、原住民、移民、难民、流浪者、残疾人、经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流动工作者、同性恋者、毒品注射者和性工作者。他们已经因为弱势地位而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们如何忍心将更大的不平等再次加诸他们身上？
此外，从经济的角度看，“隔离”还是一种成本很高的社会控制方式。武汉市为羁押一名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专门为其设立了单独的监所。据说，该羁押点有7名民警驻守，实行24小时轮班看管。在羁押点改造中，已经投入经费6万余元，今后对该犯罪嫌疑人的检查及治疗每年最低为2万元，此外，医务人员、监管民警的交通、伙食及通讯等费用每年至少为3万元。如果付出了如此高昂的社会成本，所导致的却是社会歧视、偏见、对立和不平等的加深，那也同样是一种严重过失。
所以，无论出台何种“特殊”政策，有一点必须弄清楚，那就是——比隔离更重要的是平等。如何在照顾到大多数人、以及相关人士利益的同时，也更好地关注被隔离者自身的权益，是关乎社会文明程度、人文精神的大举措。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报道此事的媒体语焉不详，恐怕社会公众、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部门也并未完全考虑到位。
以往的历史说明，在一个社会建立起对人之尊严的深刻尊重之前，我们首先应保持多一点谨慎，避免将那些弱势群体驱赶上疯人船。即使不得已而为之，也要随时用人道主义警醒自己。这一次，有关部门在实施“隔离”措施时，也应该多考虑“平等”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