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2日电 “变化正在发生”——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新闻发言人
新华社记者 韩乔 赵磊
“外交部网上公布了新闻发言人的个人信息，并把手机号码给了外国记者，这跟9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在中国工作了5年的《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孔安说。孔安曾在洛杉矶时报
工作，他去年在青岛参与过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他说，外交部发言人现在每年都给国外记者安排很多外出的采访活动，接触过的西藏、云南、大连等地的新闻官都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蔡振峰告诉记者，今年1月，中国有个省份大规模屠杀果子狸，他很想去采访，但联系了几回，对方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也不要求对方一定答应我的要求，但至少要有一个人出来给我一个答案。”蔡振峰说，在已经设立新闻发言人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要好的多。
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半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说：“现在的状况比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好多了，政府纷纷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但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表现还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孔安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宁肯不说，不肯说错”，通常只回答他们非常确定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很多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
不少国外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的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实话、说的实情越多，“像朱镕基、王岐山讲得很痛快，记者都很高兴。”孔安说。
法新社记者康文涛最喜欢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似乎掌握了一个解释中国立场与政策的指导原则，并享受了由此带来的一些发言自由。”他说，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时可以看出发言人对一些问题没有准备，但仍然可以讲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
“而其它部门的发言人自由回答问题的范围很有限。”康文涛说，他能理解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解释许多敏感问题是很困难的，他认为中国的发言人应当被赋予更多的权力。
尽管理解新闻发言人的苦衷，中国新闻官的一些“习惯”还是让外国记者们感到很无奈，对采访要求反应“慢”是他们普遍遇到的问题。
“除了发布会之外，中国的发言人几乎不愿意口头回答任何问题。”康文涛说，他们总是让记者写一个采访提纲传真过去，“他们回答任何问题都需要时间，新闻发言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由于具有语言的优势，蔡振峰接触过不同层次的中国新闻发言人，他认为“中国不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水准差别很大，国家级的发言人可能和媒体接触的比较多，比较知道如何应付，而省部级以下的新闻官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没有经过训练，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我在报上看到国务院在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如果这项制度能长期实行，帮助他们提高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蔡振峰说。
曾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和前中国驻法大使的吴建民表示，长久以来，中国官员包括新闻官员不习惯与记者打交道，特别是不愿意面对国外记者，造成他们普遍缺乏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此外，由于缺乏参与决策的权力导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很难准确掌握政策的决策内幕，在发言时难免不自信、担心犯错误，这种压力肯定会导致新闻发言人不愿意多讲话。
“随着政府对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发言人培训的重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会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吴大使说。 责任编辑：杨胜武
